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上，是为纪念秦国蜀地郡守李冰及其儿子二郎所建的祀庙。该庙原建于南北朝时期，初名崇德祀，宋代以后，封建王朝统治者敕令追封李冰父子为王，遂改称二王庙。岷江一带的川西平原在未修建水利设施以前，一直受到水患危害，灾害频仍，谷物不收。自从李冰设计并带领民众修建了都江堰之后，这里成为不惧水旱、旱涝保收的千里粮仓。四川被后人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的功绩首当其冲。都江堰所处的位置本来是非常难以修建水利设施的，尤其是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和工艺条件下。李冰提出的治理方案是“深掏滩，低作堰”，经采用这一方案修建的都江堰从那时起，毫无损毁地保存和沿用到今天，为世界历代水利工程之仅有。在这座祀庙里，有一副对联：

一门两禹；

六字千秋。

这副对联非常简练，但所表述的情义却非同一般。上联称赞了李冰父子二人治水的功绩，将其与传说中的大禹相提并论，赞誉之高，无以复加。下联则具体评论了李冰的治水经验，认为他提出的“深掏滩，低作堰”的方法已经经过了千年的考验，还将继续流传下去，遗惠于子孙后代。这副对联是以李冰父子两人为对象的对联，这在祭奠型对联中不为多见。有人评价这副对联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易读易记。笔者认为它最主要的特点还是高度概括，评点精当。

从上面所列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祭奠型人物对联的确是表达人们对先祖、先辈中不朽人物的景仰心情的一种最佳方式，而且从字里行间渗出的情感，饱含了庄严和庄重，虔敬和尊崇这样几个特点。

在中国古代，人们将救死扶伤，替人治疗身体疾病的人称为医生，借此引申，又将那些具有治国安邦之才，能够替陷于内忧外患的国家排忧解难的人称为“医国手”。华佗的更高理想是当一个医国手，所以《后汉书·华佗传》说他“耻以医为业”——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鲁迅当年赴日本留学，正学的是医科。但他在目睹中国因落后而受尽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事实之后，毅然放弃学医，转而走上以笔为枪的“呐喊”之路，要诊疗中华民族沉疴深重的心灵。

神农尝百草，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动人传说。正是他亲口尝过百草之后，才发明了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医学遗产。但神农的功劳还不仅于此，他还是农耕文明的创立者，促使人们由采集渔猎步入到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

正是如此丰富和深刻的背景，烘托了这副对联所要表达的主题。该联尽管文字十分浅显，但它的确传达出一种宏大的意境，让人读后顿生敬仰之意。

再举一个例子，巩县杜甫墓前的一副对联。

歌吟总带忧民泪，

颠沛仍怀爱国心。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诗歌史上最灿烂耀眼的一颗巨星，被后人誉为“诗圣”。前面说过，他的诗歌作品特色鲜明的一点就是恪守严谨的格律。他自己写诗，总是反复推敲，一定要找到最满意的词句带才行，绝不会稍微马虎敷衍。“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著名的话，就是杜甫对自己写作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对自己创作过程的自觉要求。但是，人们之所以推崇他的作品，更主要的一点是，他的作品始终把对时代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关怀放在首位。他生当大唐帝国从开元盛世朝着安史叛乱，天下分崩的局势转化的时代，历经了战乱的颠沛流离，饱尝了人间的各种苦难，看尽了民众所遭受的困顿，因此，他的诗歌，尤其是中、后期的诗歌作品，真实地纪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将兵燹战火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及自己感同身受的深切忧患情怀尽皆倾注于笔端，而这些感人的笔触深深地打动了同时代乃至后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正因为这一点，杜甫的诗歌被人独一无二地称做“诗史”。“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读到这样的诗句，谁不会热泪盈腔，感慨系之？这副对联的作者并没有将杜甫的生平经历和诗歌成就做丝毫的介绍和夸耀，而是直截了当地对他的诗歌本质做出高度概括，由此凸现出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民性”诗人的高大形象。

巩县杜甫墓前还有另外一副对联，在写作手法上与此相同。

以忠爱为心，国步多艰，匡时句出惊风雨；

为生民请命，痌瘝在抱，警世诗成泣鬼神。

这副对联立意上与前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墨更浓烈，感情也更沉郁。联句中化用了杜甫本人的诗句：“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因此更突出了杜甫作为“诗圣”的特点。

2）引述生平，宣传业绩

这一类人物对联，用现代文艺理论来解释，就是具有“写实”的特点，也就是说，作者会将撰主独特的经历和事迹在对联中具体展现出来。但是，对联毕竟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小说，它是受到严谨的格式限制的“诗歌的变体”，因此在表现撰主的个人经历上必然与散文体的其它艺术形式（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一般散文）有着巨大的区别。由于受到篇幅和格律的限制，它在展示对象的事迹方面，只能以高度概括的方式，拣精撮要，画龙点睛，将人们所熟悉，同时又是撰主生平当中最典型的事件概述之。当然，引述生平，宣传业绩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要借此形成对撰主的肯定和推崇的意思，因此，对联写作者有时会在介绍撰主个人业绩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评点议论，籍以提升对联的气势、品格与境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类对联。

三顾感殊知，西取东和，远谟早定三分鼎；

两川臻大治，南征北讨，遣表长留两出师。

——成都武侯祠对联

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人。

上述对联，恰恰把诸葛亮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事迹概括其中，使读者如揽诸葛武侯（诸葛亮受刘禅之封为武乡侯，后人简称为武侯）轰轰烈烈，开基拓业的平生，如睹武侯兢兢业业，勤于王命的身影。

这副对联，纯粹是一副写实的对联，联中仅仅把诸葛亮为人熟知的几项主要功绩开列出来，并未加半点评议。但由于诸葛亮那光照千秋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中国普通百姓的心目当中，所以只要提起他的事迹，就足以在人们脑海中产生一种高大和圣德的联想。

再举一例类似的对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这是清代著名大臣林则徐替归有光祠所写的对联。归有光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曾长期在嘉定安亭江上讲学，后人在县内替他立有祠堂。归有光出道很晚，六十岁的时候才中进士。但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很大，一度大力提倡唐宋古文，反对当时占据文坛的“后七子”们一味模仿秦汉时期的文法，导致文风僵化的做法。清代著名的“桐城派”散文亦颇受其影响。林则徐认为，归有光的贡献并非仅局限于学术和散文创作方面，他曾写过《三吴水利录》，对治理江浙一带的水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仅此就应当受到人们的祭祀。而他在散文理论上的贡献，就连受到他指斥、声誉很大的“后七子”也不得不心服口服（“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归有光去世后曾作《归太仆赞并序》，对之大加褒扬）。

这副对联总体上讲也属于“评功摆好”的“写实”性作品。30几个字的对联，简略如同一首诗，却从总体上将归有光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事迹概括其中。上联末尾的“功在三江宜血食”略带评点的意思，但却并未影响全联的基本风格。

（3）弘扬品格，彰显精神

这一类的对联，依笔者自己创作对联的经验，较之宏观定型或宣传业绩两类对联在写作上要更容易一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宏观定性类的对联，需要从整个历史、整个时代以及整个社会的全局去寻找坐标，其包容性和涵盖性非常强，如果写作对象没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或者对联作者自身达不到把握历史时空的境界，则无法从适当的高度来看待撰主，当然也就无法写出高屋建瓴的作品。至于宣传业绩性的对联，固然可以平实的方式去切入，但一方面需要作者具有对撰主事迹的高度的概括能力，另外，如果撰主事迹早已为一般人所知悉，则难以达到出新的目的，易给人以陈旧感。而弘扬品格，彰显精神类的对联，立足点可高可低，概括面可宽可窄，切入角可深可浅，或举一反三，或以虚带实，或从小见大，总之，要能反映出对象的精神面貌即可。

再看一个例子。

狂到世人皆欲杀；

醉来天子不能呼。

这是一首赞颂李白的对联。李白，和杜甫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史上，人们将他们二人并称为“李杜”。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李白则同样有着“诗仙”的美名。李白天资聪颖，才华早露，博学广览，且好行侠。他的诗歌雄奇奔放，瑰玮豪迈，充满丰富的想像和浪漫的色彩，年纪轻轻的时候，诗名就惊动海内。但是，李白生性高傲，蔑视权贵，甚至连皇帝的宠妃与朝廷的重臣也不放在眼里。他的狂放不羁，他的傲岸秉性让一般的世俗之人直至王公大臣们心怀嫉妒，不能容忍。杜甫对他的才华最为崇敬，在自己的诗篇中写下不少同情和赞扬李白的句子。如他的《不见》一诗中写道：“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而他的《饮中八仙歌》则以夸张的笔调传达了李白的个性：“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副对联化用了杜甫的两句诗，偏偏是这两句诗，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李白才高傲世，同时又为世所难容的个性品格。上面那首《关帝庙联》是从高处、大处着眼，颂扬关羽的精神和品德，而这首写李白的对联就仅仅是从主人公的某种个性特点出发，来衬托李白的人格魅力了。

4、巧智型人物对联

巧智型人物对联在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它不像一般的人物对联一样，每每寄兴托志，咏事抒怀，总是要表达一点个人的内在情绪。许多这一类对联，往往仅是借助对联这种形式，来表现某种智力上的灵巧和聪慧，所以，它们十分讲究的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比如：句式的奇特、韵律的变化、词义的巧合等等。它们向人们展示一种耳目一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非关情感，非关寓意，仅仅是为了让你享受到一种近似于体操表演高难度动作的魅力。

有一副曾经被广为传播的对联，可以看作这一类对联的典型。

两船并行，橹速不及帆快；

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据说，此联是一名文官和一名武将在一起饮酒时所作。文官武将相互夸耀自己的重要性和功劳，于是引用历史上的人物作为佐证。武将口吟上联，说道：“橹速不及帆快”。从字面的意思上看，这名武将说的意思是划船的时候，用橹不如用帆来得快，因为船帆是可以借助风力的。这里，他使用了语音双关的方法，借谐音来表达他真正的意思。其真正的意思是：作为文臣的鲁肃，作用比不上作为武将的樊哙。鲁肃是三国时吴国的名臣，在曹操率80万大军南下，大臣们纷纷主张投降之时，他与都督周瑜一起，力劝孙权与刘备联合，抵御曹军。结果赤壁一战，孙刘联军大获全胜，为三国鼎力奠定了军事上的基础。其实，鲁肃也曾担任过武将官职，在周瑜死后，他还接任了周瑜的职务。但毕竟他不是习武出身而是读书出身，因此那名武官仍把他看做文臣。至于樊哙，则是秦末刘邦手下的大将。鸿门宴上，项羽的谋士范增企图借宴会上的机会除掉刘邦，命项庄以舞剑为名，寻找下手的时机。樊哙看出范增的意图，持剑闯入营帐，救出刘邦。后来，又辅佐刘邦击破臧荼、陈以及韩信的叛乱，功高勋大，一直当到左丞相。丞相一职，其实也是文官，但樊哙一生经历却是典型的武将经历，所以人们一直把他当作武将的典型。鲁肃和樊哙是不同时代的人，将两人功劳和作用相互比较，这有点像候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一样，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为了争胜，也就不妨这样一比了。面对武将的自夸自诩，文官当然不服，于是对出下联，以反驳武将的论点。文官说：“笛清难比箫和”，从字面上看是说笛子的声音不如箫的声音好听，但实际上，他也是借用了语音双关的手法，将历史上两个人物生拉硬拽扯到一起来做比较。萧何，是刘邦最重要的谋臣之一，与张良、韩信一齐被誉为“汉初三杰”。楚汉战争期间，他推荐韩信为大将，为刘邦谋取到了最出色的军事人才。作为丞相，他留守关中，为前方战争提供后勤支援，保障了战争的胜利。后来在平定诸异姓王的叛乱中，他出谋划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狄青，是北宋时期的大将，行伍出身，从士兵一直干到大将乃至副宰相。在北宋对西夏的战争中屡建大功。那个文官，也是借用典故，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这副对联从创作动机上和主题上看，都并不怎么“深刻”，但其形式上的巧妙却给人以生动灵活机智幽默的趣味，而且在我们所举例的对联里，是第一个以多人为表现对象的对联。

阮元何故无双耳；

伊尹从来只一人。

这副对联的作者之一据说是清代的乾隆皇帝。乾隆下江南时，路上遇到一个少年，觉得他聪明伶俐，便想考核考核他的智力。他先问少年的姓名，少年回答说叫阮元，乾隆灵机一动，马上想到这句的上联。“阮”和“元”这两个字，从字形上看有相似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元”字。但又有不同之处，就是“阮”字还带有一个耳朵旁，而“元”字则不带偏旁。他出了这句上联，本以为可以难倒少年，因为这样一种以人名为内容的对联，要找到恰当的对应格式的确是不容易的。没想到少年只是略加思索，便应答出了下联。下联中的伊尹，是商朝时期的一个人物。他本来是一个奴隶，为有莘氏之女的陪嫁之臣，名字叫做尹。后被商王发现他过人的才智，便将他擢拔起来，担当“伊”的职位，委以国政。在他的辅佐下，商汤攻灭夏桀，取得了中原地区的统治权。那么，“伊”、“尹”两个字从字形上看，与“阮”、“元”二字有异曲同工之妙，“伊”字带有单人旁而“尹”字不带偏旁。因此，“阮元”与“伊尹”相对，便显得珠联璧合，工稳得当。

上面两副对联都是古人所写，说明了古人在运用对联的技巧上的娴熟与创造性。当代人写对联，也有不逊于古人者。请看下面的对联。

太白贪杯李悦酒；

本初讨逆袁扩城。

仔细分析这副对联，其中所含的机关其实比上两副对联要多得多。

李太白，即唐代大诗人李白，上联把他的名字拆开后嵌在了联句当中。袁本初即东汉末年的大军阀袁绍。下联也和上联一样，将其名字分拆后嵌入联中。上、下联在此成为对偶。李白非常好酒，杜甫诗中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而李白自己的诗歌更是夸张，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所以对联作者说他“悦酒”是自不待言的。而袁绍曾率先起兵讨伐篡夺汉室政权的董卓，并借机扩充自己的地盘，一度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说他“扩城”（扩充城池），也不为过。这副对联的机关还不仅于此，它还以谐音的方式，暗含了今人的姓名在内。李月久，辽宁营口人，中国体操队的体操名将，曾获得过世界冠军。袁阔成，也是辽宁营口人，当地颇有名气的评书演员。该联将古人名字中的姓拆开后置，为的是用其组合成当代人的姓名，构思之巧，让人叹为观止。这也是一副多人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