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赜和崔处直随即“兵分两路”,一路去拜会观国公杨恭仁,一路则去卫府向莘国公郑元寿报警。

杨恭仁复出是因为崔赜,而崔赜之所以请出这位“大神”,是迫不得已的破局杀招,也是顺势而为之举措。东都一旦有陷落之危,杨恭仁和宗室力量肯定要挺身而出,肯定要为保护国祚而战,但那时杨恭仁即便与崔氏结盟,也会保持相当距离,以免形成“站队”之嫌,把自己过早卷进皇统之争,然而崔赜提前“出手”了,乘着危机还没有彻底爆发,东都局势还能控制,杨恭仁还能借助越王杨侗之名义独揽东都军政大权,并借助这一权力提前为坚守东都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把杨恭仁成功“请”了出来,由此事实上造成了杨恭仁在皇统之争中“站队”之嫌疑,为越王杨侗争夺皇统赢得了先机,更重要的是为崔氏维护既得利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今日博陵崔氏深陷皇统“旋涡”之中,崔氏的兴衰成败,山东人的未来,都已经与皇统争夺牢牢捆在一起,崔氏所辅佐的赵王杨杲、越王杨侗若有一人问鼎,则崔氏和山东必定迎来新的辉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关中韦氏的兴衰成败,关陇人的未来,亦与齐王杨喃、代王杨侑密切相联。在这种政治大背景下,新一轮皇统之争,实际上就是博陵崔氏和关中韦氏之争,就是山东人和关陇人之争,实质上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

杨恭仁做为宗室政治集团的新一代领袖,当然不愿过早“站队”,不愿在自己尚未“消化”父亲杨雄和叔父杨达留下的政治遗产,尚未完全掌控宗室及其周边政治力量,立足未稳、羽翼未丰之际,就把自己卷进这种险恶的政治博弈中,但形势不由人,计划赶不上变化,东都局势的恶化速度远远超过了杨恭仁的预料,这足以说明两京各大政治集团非常有默契的要置东都于死地,一旦东都在未来的风暴中变成了废墟,那遭受重创的就不仅是圣主和改革派,还有杨氏国祚和统一大业,甚至于国祚覆灭、统一崩溃都有可能。无奈之下,杨恭仁不得不打落牙齿和血吞,明知崔赜在设计利用自己,在给自己挖坑,也只能眼睁睁地跳下去,就算自掘坟墓也认了,毕竟与国祚存亡比起来,个人损失实在是不足为道。

崔赜“得了便宜”就不能“卖乖”了,要拿出诚意来合作,要把杨恭仁的“站队”嫌疑落到实处,要让他真正变成越王杨侗的支持力量,为此崔赜竭尽全力配合杨恭仁,帮助杨恭仁实际控制东都大权,而杨恭仁也接受了崔氏的合作诚意,毕竟合作不是结盟,从坚守东都守护国祚这一目的出发,精诚合作还是必须的,但即便如此,杨恭仁也罢,崔赜也罢,依旧没有守住东都的把握和信心。

当崔赜把杨玄感于初三在黎阳举兵,并下令南下攻打东都的消息告诉杨恭仁之后,一股强烈的不祥之感就迅速占据了杨恭仁的全部身心,让他在愤怒之余更有一种大势已去的绝望,虽然他早有预料,早有猜测,但那毕竟是预料,是猜测,是想像中的假设,而不是无情残酷的事实。

杨恭仁在黎阳也有“眼线”,也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只是这一次他的“眼线”显然没有崔氏的“眼线”起作用,如此重大消息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传递过来,不过杨恭仁现在已无心追责,他迫切想知道的是河内军队是否会倒戈,河内豪门世家是否会背叛,杨玄感的大军是否会在河内畅通无阻,风驰电挚般直杀河阳,然后渡河而来,兵临东都,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

屋内的气氛很沉闷,很压抑,本来就酷热难当,现在就更热了,杨恭仁汗流不止,崔赜亦是大汗淋漓。

杨恭仁率先打破了沉默,“某想知道……”杨恭仁神情严肃,目光锐利,口气更是冷厉,“河北是什么立场？”

崔赜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不假思索地说道,“黄台公（崔弘升）目前正在……”

“黄台公代表不了河北。”杨恭仁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崔赜的话,“如果黄台公的意志就是河北的意志,那这两年来河北贼为何屡剿不平,河北局势为何每况愈下？河北贼如此猖獗,杨玄感当然要善加利用,两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一拍即合,这是显而易见之事。”

崔赜当即做出决断,以不用置疑的口气说道,“某可以代表黄台公,代表博陵崔氏做出承诺,河北绝对忠诚于圣主。”

杨恭仁顿时松了一口气,眼里悄然掠过一丝欣慰之色。河北的位置至关重要,一旦河北支持杨玄感,河北人全力阻截圣主回师平叛,则杨玄感就能在东都战场上赢得更为充足的时间,如此则给两京各大政治集团赢得了更多的攫利机会,如此则东都难以坚守,国祚难以保全,战乱和分裂必将接踵而至,黑暗再临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