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风尘仆仆、行色匆匆地走进了圣主所在的辽东大本营。

圣主单独召见。宇文述代表远征选锋军主帅杨义臣和诸军统帅,奏请圣主,建议于本月底强渡辽水开始远征平壤之战。虽然辽东雨季有可能延续到七月中甚至七月下,河水暴涨导致粮草运输十分困难,但因为辽东城久攻不下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已经没有选择,必须强渡辽水,否则攻打平壤的时间就不够了,而且这次大军吸取了去年惨败的教训丨备足了粮草,做好了克服所有困难的准备,有决心更有信心拿下平壤,摧毁高句丽,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

圣主很疲惫,很憔悴,情绪也很低沉,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宇文述说完后,等了一会儿,看到圣主毫无反应,眼神恍惚,不禁暗自吃惊,意识到可能出事了。难道又有某位中枢重臣和卫府统帅死在了辽东战场上？自去年第一次东征开始,这种不详之事就接二连三的发生,对军心士气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宇文述正在胡乱猜测,就看到圣主抬手指了指案几上的几卷文书,示意他看一看。

宇文述随手打开一卷,仅仅看了几行字便神色骤变,如遭重创,一脸绝望,整个人的精气神霎时就没了,再也看不下去了,无力坐倒,欲哭无泪。

东征完了,而两次东征失利所带来的政治、军事以及国防外交上的一系列不利影响是难以想像的,无法承受的,不但圣主、中枢和改革派将因此遭受致命打击,国祚乃至整个中土的利益都将因此遭受惨重损失,甚至还会危及到中土刚刚建立不久尚处在脆弱阶段的统一大业。

成也杨氏,败也杨氏。当年圣主在皇统大战中最后胜出,与老越国公杨素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尔今在决定国祚命运的关键时刻,小越国公杨玄感却在圣主的背后毫不留情地捅了一刀,一刀致命。

宇文述迅速调整了情绪,事已至此,绝望沮丧愤怒咒骂都解决不了问题,唯有积极面对,才能挽狂澜于即倒。

实际上这在中枢的预料当中,也有应急之策。早在中枢做出二次东征决策的同时,就已经把所有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失败的因素统统考虑到了,其中就包括国内激进保守派发动军事政变,或者宗室亲王发动皇统大战,为此中枢拟制了多套应急方案,并提前进行了一些针对性布署。但是,应急之策毕竟是纸上谈兵的东西,能否最终解决问题,能否达到力挽狂澜的目的,能否最大程度的逆转危局,还要依赖于执行者的能力。执行者不但要掌控大局,把握形势,抓住机会,还要审时度势,临机应变,杀伐果断,尤其关键时刻更不能犯错,一步错则步步错,后果不堪设想。

圣主单独召见宇文述,便已表明他和中枢决心把力挽狂澜之重任托付于宇文述。

宇文述把几卷文书仔细看完。最早一份文卷来自于东都五月底的奏报,梁郡贼帅韩相国祸乱宋豫两地之后,突然北上攻陷伊阙口,突破了京畿防线,东都危机随之扩大化,这时越王杨侗果断请出了观国公杨恭仁。从伊阙口失陷和杨恭仁复出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东都危机非常严重,东都内部矛盾非常激烈,东都有人正在积极配合杨玄感发动军事政变,而随着东都危机的加剧西京方面给予东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越王杨侗和支持他的崔氏、元氏眼看局面迅速失控,不得不求助于宗室,而宗室大臣杨恭仁此刻的复出虽然可以帮助越王杨侗牢牢掌控一部分军政大权,但越王杨侗毕竟年幼,实际掌权的是杨恭仁,这便给东都政局埋下了新的隐患,甚至会催发皇统大战。

接下来的几分文卷还是来自东都,东都留守樊子盖显然受到了杨恭仁的压制,报喜不报忧,而杨恭仁也牢牢抓住了军权,对东都防御进行了调整,其主要目的是阻止齐王杨喃和代王杨侑进京,为了防止亲王们进京夺取皇统,他不惜纵容贼帅韩相国祸乱京畿,由此不难看出杨恭仁和很多权贵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东都即将爆发兵变,甚至他们可能都知道叛乱者就是礼部尚书杨玄感。

樊子盖六月初五奏报,据河内郡主薄唐炜和其他各方消息,证实杨玄感、李子雄、王仲伯、赵怀义、胡师耽等人于六月初二在黎阳举兵叛乱,诛杀治书侍御史游元以祭旗,然后迅速南下攻打东都。

接着是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于六月初六的奏报,崔弘升承诺以最快速度攻打黎阳。

最后一份文卷来自于涿郡留守段达六月初九的奏报,他已派遣副留守、武贲郎将陈棱率一万精兵南下平叛。

这其中还夹杂着一份来自于齐王六月初一的奏报,白发贼弃守蒙山逃离齐鲁后迅速流窜到中原,再一次祸乱通济渠,严重危及到了二次东征的安全,齐王决定尾随追杀,遂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城留守、左骁卫将军董纯统率,沿菏、济一线直杀通济渠,一路由武贲郎将李善衡统率,出齐郡,沿济水火速西进,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围剿白发贼。

宇文述的心情很沉重,他知道圣主把齐王这份奏报放在这堆文卷中的目的,圣主担心齐王和杨玄感联手发动了军事政变,如此一来这场军事政变必然会发展成为皇统大战,齐王一旦得到了包括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在内的所有保守力量的支持,据东都而称帝,则内战轰然爆发,中土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如果北虏乘机入侵,则腹背受敌,国祚有败亡之危,统一大业有分崩离析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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