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文升是圣主所信任的股肱大臣,对圣主的激进改革非常支持,对此周法尚还是知道的,所以他马上想到了一种可能,卫文升为保住自己,为划清自己与杨素、杨玄感父子之间的界限,为证明自己对圣主的忠诚,于是行此暴行。

当然了,此事或许不是卫文升做的,或者不是出自卫文升的本意,他是被人陷害的,那么谁会陷害卫文升？关陇本土贵族？不可能,不论关陇本土贵族要利用这场兵变达到什么目的,他们都不会逾越自己的底线,不会行此暴行与杨玄感结下生死大仇,以致于保守势力自相残杀,由此不但白白便宜了别人,还损害了自身利益;他们也不会蓄意陷害圣主和中央,这会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会让保守势力在失去杨玄感实力大损之后,遭到圣主和改革派的疯狂报复,得不偿失。

如此推算,在西京方面,能做出此事的也只有卫文升,但卫文升不会失去理智,否则现在西京大军就不会行进在驰援东都的路上,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卫文升在驰援东都一事上遭遇到了巨大阻力,面对东都可能失陷,风暴可能失控,国祚可能倒塌,统一大业可能崩溃的不利局面,他迫不得已,只有行此绝户计,把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于净彻底的“拉下水”,把他们推到杨玄感的对立面,把他们推到圣主和中央的对立面,要么针锋相对玉石俱焚,要么互相妥协携手合作,舍此以外再无他途。

很显然,行省在得知这一惊人“暴行”后,知道杨玄感要发疯了,发疯之后的杨玄感什么事都于得出来,他可能会摧毁东都,也有可能会不顾一切杀进关中,总而言之,东都局势有失控之危,此刻即便大运河打通了,二次东征也不可继续了。既然二次东征必然中止,那么大运河再中断一些时日也能接受,相信齐王在断了进京夺取皇统的心思后,也就是以诈取更多政治利益为目的,不论圣主是否满足他,他都不敢把事情做绝,不敢与圣主反目成仇,最先妥协的肯定是齐王,所以大运河很快就会畅通,远征军也能安全返回,只不过归期有所延迟而已。

周法尚思前想后,毅然把对未来的担心放下了。未来很不确定,圣主和中枢那些大佬们个个都是权谋高手,未来无论局面如何棘手,只要叛乱平定了,政局稳定了,他们就会找到办法逆转乾坤,所以对他这个卫府统帅来说,当务之急是平叛,是把东都局势稳下来,这才是他的份内事,是他的职责所在。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周法尚神情冷肃地摇摇手,语调低沉地说道,“既然没有确切证据,那就不可信,不过东都岌岌可危应该是肯定的,否则行省不会在两天内做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决策,但是,某认为,大运河的畅通同样重要,如果远征军因为粮草不继而再遭败绩,我们万死莫赎其罪。所以,某的建议是,兵分两路,一路在大河以北,大王率军继续攻打黎阳,黄台公（崔弘升）与陈留守佐之;一路在大河以南,由某率水师驰援东都,而顺政公（董纯）则率军驰援荥阳,负责打通通济渠。如此既可支援东都,又能兼顾大运河,可保万无一失。”

齐王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目露愤怒之色。

周法尚直接否定了齐王的平叛计策,这等于是公开的毫不留情的打脸,从齐王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耻辱,岂能忍受

“樵公,东都有难,孤为何不能去救？”齐王厉声质问,“孤好不容易抓住一次平叛建功的机会,你为何蓄意阻止？

周法尚夷然不惧,冷冰冰地看着他,“大王若不想重蹈覆辙,就应该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而一意孤行的后果非常严重,大王是否承担得起？”

齐王被周法尚当面“打脸”,气得面红耳赤,但就是说不出反驳之辞,异常难堪,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齐王愤怒而走,大帐内的气氛反而轻松下来。

周法尚看看众人,然后目光停在了董纯和李善衡脸上,“诸公对某的建议有何看法？局势危急,不能耽搁,畅所欲言吧。”

齐王走了,代表齐王立场的就是董纯和李善衡,而之前周法尚在崔弘升的书信中已经知道董纯和李善衡强行把齐王“绑架”到黎阳的隐秘,所以周法尚根本不在乎齐王的决策,他只在乎董纯和李善衡的看法,尤其董纯,他需要董纯在大河南岸的有力策应,否则他封锁大河之后,极有可能陷入三线作战的窘境。

董纯手抚长须,稍稍思量了片刻,问道,“请教樵公,水师如何救援东都？”

董纯明白周法尚的意思。周法尚有心稳住齐王,把齐王“困”在黎阳,因此只能尽力“配合”齐王。齐王要以控制黎阳来控制南北大运河,那么理所当然就要由董纯去救援荥阳,让董纯去控制通济渠,以此来保证齐王利益。只是,如此一来周法尚就能集中力量驰援东都,就能从洛口仓、黑石关、偃师一直杀到东都城下,就能与西京大军形成夹击之势,就能迅速逆转东都危局,而东都危机的迅速缓解,风暴的迅速减小,则对齐王“讹诈”圣主和中枢十分不利,会影响到齐王的攫利目标。

“某想知道,西京大军现在到了何处？”周法尚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急切间周法尚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东都战场和行省方面的讯息,但齐王可以,齐王有关陇人做“耳目”,崔弘升也可以,崔弘升有山东人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