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上午，武贲郎将来整率水师主力乘坐战船，o着宽敞的通济渠道扬帆而进，势如破竹，顺利杀至太阳门广场，而武贲郎将费青奴则率偏师直杀东都南城，抢占月陂，与主力前后夹击南郭，以解南郭之围。

同一时间，在右候卫将军屈突通的指挥下，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的河北军，涿郡副留守陈棱的幽州军，武贲郎将李公挺的东都卫戍军，还有秦王杨浩所率的河阳都尉府军队，以及从长平、上党两郡支援而来的鹰扬卫，于邙山西麓的金谷击溃了叛军的阻击，遂兵分两路，一路突破瀍水，直杀慈涧道，抢攻函谷关，试图“关门打狗”；一路则直扑东都外围的金墉城和回洛仓，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皇城之围。

此刻杨慎已率主力西撤，正在向渑池方向急进，杨玄纵亦已撤至函谷关、慈涧道一线坚守，唯有王仲伯还在东都战场坚持，竭尽全力争取时间。眼前卫府军铺天盖地杀来，王仲伯知道无力再战，遂于午时下令，所有军队全部撤离东都，由西苑方向直奔函谷而去。

下午，右候卫将军屈突通和水师副总管周法尚会师于太阳门广场，而东都卫戍军的武贲郎将李公挺和水师的武贲郎将费青奴亦会师于西苑，至此，被杨玄感的兵变军队包围了一个多月的东都终于“获救”。

越王杨侗率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骁卫将军李浑出太阳门“迎接”驰援将士，一时间鼓号震天，欢呼声直冲云霄。

黄昏时分，右翊卫大将军、水师总管来护儿抵达东都，进皇城拜见越王。

晚上，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与行省的太府卿元文都、宗正卿崔君绰、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亦赶至东都，先行拜见了越王，然后便在越王的主持下，于尚书都省连夜商讨平叛和维稳之策。

杨玄感的叛军要迅速平定，东都局势要迅速稳定，这两者都是当务之急，没有主次之分，必须同时进行，所以一番商讨后，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官员负责稳定东都局势，而卫府两位最高统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则负责围剿杨玄感。

在东都维稳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杨玄感及其同党的亲朋故旧如何处置？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因为立场不坚定而在被俘后主动或被动投敌者，以及他们因此受累的亲朋故旧，又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在这场兵变中失职、渎职或不作为者，又如何处置？

赏罚要严明，处置要公正，违法者必惩，立功者必赏，这是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的基本原则。如果该杀的不杀，该惩的不惩，该赏的不赏，必然激起众怒，而更严重的则是律法的尊严会遭到亵渎，中央的威权会遭到打击，一旦律法被更多人所践踏，中央威权直线下降，则违法乱纪者越来越多，叛乱愈演愈烈以致形成席卷整个中土的大潮，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则进一步恶化国内局势。到那时朝廷即便动用武力强行镇制“众怒”，也于事无补了，也难以遏制叛乱大潮了，毕竟律法的尊严是立国之本，中央的威权是维稳之源，本源“坍塌”了，国祚的大厦焉能不倒？

然而，豪门世家互相维护，政治集团内部也互相维护，官官更是相护。当初卫文升在西京大开杀戒甚至掘人祖坟就已经激起了贵族官僚的“众怒”，而这也直接导致他在渑池一战中大败而逃，如果不是杨玄感临阵失策，卫文升就全军覆没了。东都的情况要好一些，樊子盖还保持着理智，就杀了一个裴弘策，这已经是彻底得罪了河东裴氏，深仇大恨算是结下了，如果杀得更多，得罪的豪门世家也就更多，这个后果樊子盖根本承担不起。他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尚书都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陷入了巨大分歧，根本形成不了决策，而宇文述虽然带来了圣主的诏令，但圣主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同样慎重而保守，他只明确了一件事，该抓的统统抓起来，至于如何惩治，等待中枢审核之后再说。

圣的目的倒不是说要维护贵族官僚，而是要利用这场兵变，借诛杀杨玄感及其同党的机会，把朝堂上的保守势力一扫而空，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保守派，即便你没有违法，我就是凭空诬陷也要给你戴个有罪的帽子，把你赶出朝堂。

实际上这种打击政敌的事情不能拖，时间拖得越久变数越大，最好就是快刀斩乱麻，把该杀的全杀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现在形势不允许，杨玄感还没有突破潼关，关陇人还牢牢控制着西京，一旦东都这边迫不及待地开始杀人，清洗保守势力，那对西京的“冲击”就太大，西京在走投无路之下，必然打开潼关大门，与杨玄感联手抗衡东都，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圣主有“先稳一稳，然后依次击杀”的意思，但西京那边岂肯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