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一，巨马河北岸，小黄津口。

黄门侍郎裴世矩率西行团队抵达巨马河。内史舍人封德彝、涿郡留守段达和骁果武贲郎将阴世师于津口相迎。短暂会晤后，段达和阴世师告辞离去，指挥卫府将士配合裴世矩的部属开始渡河西进。

公开场合下，封德彝与裴世矩始终保持“距离”，不会表现出丝毫的亲密举动。两人就八月初八中枢的决策内容进行了一番交流和沟通。裴世矩有些忧虑，对北疆局势和南北关系的走向较为悲观，关键原因就是“被动”，不论齐王北上戍边，还是白发贼接受招抚，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土在国防和外交上的被动局面。被动就要挨打，打不过人家就只能消极防御，而消极防御又会进一步造成被动，结果恶性循环，深陷泥潭而难以自拔。

封德彝深以为然。中土目前的困境是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内忧的核心是改革和保守已势成水火，双方要一决胜负，但彼此实力相差无几，保守势力即便因为杨玄感败亡而遭受重挫，却依旧可以与改革派分庭抗礼，这导致双方就算各自退让一步，亦不能在政治上赢得安定团结的局面；外患的核心是东西两部突厥都有强烈的遏制和打击中土的意愿，虽然西突厥被波斯人牵制住了，但正因为如此，西突厥才要积极挑起南北大战，让东。突厥与中土人“两虎相争”，唯有如此它才能集中力量对抗波斯人，而东。突厥也唯有借助这个机会才能联合西突厥一起攻打中土，所以南北战争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种不利局面下，中土首要之务当然是进行战争准备，倾尽国力一战，唯有打赢了，中土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防和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由此不难看到，齐王北上戍边也罢，白发贼受抚也罢，都是中土进行战争准备的一小部分，只能缓解一下北疆镇戍危机，在局部起到一点小作用而已，对整个战争大局却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更谈不上有什么改善作用。而这正是圣主和中枢为什么在齐王戍边和处置白发贼一事上做出妥协的原因所在，这两事实际上都无关大局，真正关乎大局的是裴世矩的西行，只要裴世矩西行成功就能挑起东西两部突厥的矛盾，有效延缓战争爆发，还有就是第三次东征，只要东征大捷就能征服远东诸虏，斩断大漠北虏的“一条胳膊”，当然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向国内保守势力做出让步，以此来换取稳定两京政局的稳定，即便是暂时稳定也行，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中土在这场战争中的胜负，试想一下，假如战争期间，保守势力再在京都搞一次兵变，那就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了。

封德彝无法给裴世矩提供什么有用的建议，只能安慰，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裴世矩的歉疚和感激。

裴世矩倒是豁达，直言不讳，正是因为封德彝，他才在中土未来的走向上毅然做出了选择，否则他根本下不了决心，始终摇摆，委决不下。

事实上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后，中土只有两种应对措施，一个是保守主和策略，攘外必先安内，先做“鸵鸟”，在国防和外交上被动防守，妥协忍让，集中全部精力先解决国内矛盾，先稳定政局，恢复国力，然后再对外征伐，洗雪前耻；一个是激进主战之策，就是“攘外”和“安内”同时进行，两条线作战，誓死奋战。

两个策略各有利弊，前者的弊端是，圣主和改革派必须为今天的困局承担全部责任，要承认自己在政治军事外交决策上的失败，改革派的执政地位会严重动摇，改革派的权势会遭到沉重打击，改革会停滞、倒退甚至失败，这个代价太大了；后者的弊端是，一旦“攘外”失败，圣主和改革派的执政地位同样严重动摇，如此则“安内”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改革会失败，风险太大，但风险太大，收获也大，一旦“攘外”成功，“安内”也就顺理成章，国内反对派更是集体失声，圣主和中枢一夜间便能逆转劣势，如此骄人胜果，诱惑太大，圣主和改革派根本拒绝不了。

裴世矩在中枢核心决策层中的地位和份量显而易见，他在未来决策上的场转变，直接导致“激进主战”立场在中枢核心决策层中占据了上风，接下来中枢就不是被动消极的等待中外大势的变化而相机决策，而是主动积极的推动中外大势向既定决策方向发展，以确保既定决策可以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果。

裴世矩与封德彝拱手而别，渡河而去。

阴世师亲率一千骁果扈从相送。

裴宣机就在对岸津口相迎。父子两人上了车，掩上车门，低声细谈。

裴宣机带来的消息让裴世矩颇感意外。意外的不是李平原死而复生，以白发贼身份再度现身，也不是李平原坚决拒绝裴世矩的招抚，而是李平原所献的东进塞外之策。

这个计策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中土进行战争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当然前提是这个计策必须成功，而这个计策一旦成功，它给中土带来的不仅是好处，还有坏处，那就是养虎为患，圣主和中枢用中土的钱粮武器养“肥”了一只无法控制的老虎，最终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