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巨马河，卫府军大营。

圣主诏令姗姗迟，封德彝和段达都望眼欲穿了，好在诏令内容与两人的意愿相符，这也算是安慰了。

圣主和中枢为何迟迟做不了决断？封德彝通过私密渠道获悉，有数个原因导致圣主和中枢核心成员在如何剿贼一事上发生了冲突。

裴世矩的奏章是“导火索”，裴世矩说他已经迫使叛贼做出承诺，未来一段时间将主动困守飞狐，其意思很明显，等他西行回来再做处置，招抚尚未失败，外交是他的“势力范围”，谁也不能伸手捞过界。换句话说，裴世矩为了绝对掌控外交大战略，必须控制北疆局势的发展，为此他假借招抚的名义实际来控制白发贼，利用白发贼来间接操纵北疆局势。

那么问题来了，白发贼和这支反叛大军祸乱燕北，虽然的确会影响到南北关系，但受影响更大的是幽燕乃至整个北疆局势，所以剿贼理所当然是涿郡留守府和北疆镇戍军的职责，而不是裴世矩的职责，因此伸手捞过界的正是裴世矩本人。

对此裴世矩有所预料，他越权了，捞过界了，必然会遭到反击，如果卫府军重兵围剿，白发贼不会等死，肯定要突围，要杀到塞外去，所以他在奏章中发出严厉告诫，绝对不允许白发贼出塞作战，如果南北关系因此而恶化，后果自负。

很明显，这是裴世矩为自己招抚失败而推卸责任。裴世矩本来有意在自己西行回来后再想办法招抚白发贼，把这股力量转为己用，结果政敌们不买账，反其道而行之，非要剿杀白发贼，以实现驱虎吞狼、借刀杀人、渔翁得利之目的，一旦造成不可挽救之恶果，裴世矩当然不会为别人的错误而承担罪责。

诏令迟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城外面来人了。长城里面遍布塞外诸虏的暗探，北疆任何一个地方稍有风吹草动，消息便会“长上翅膀”迅速传到塞外。白发贼“从天而降”，祸乱冀、燕两地，断绝了南北走私的最大一条渠道，直接影响到了塞外诸虏的生存发展，如此大事，焉能不在塞外引起震动？

第一个作出反应的就是突厥人，牙旗设在闪电河的叱吉设阿史那咄捺，也就是当今大漠牙帐始毕可汗的四弟，火速派来了使者，一方面是打探幽燕的最新局势，一方面则是恳请圣主适当扩大南北贸易，以此来试探中土在南北关系上的最新态度，而最重要的事则是告之中土，奚人和契丹人又打起来了，东北局势有失控之危险，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土边陲的安全。

契丹人的“盟友”高句丽被中土打得奄奄一息，根本给不了契丹人以任何支持，于是仇怨甚深的奚人乘机发动了攻击，而幕后的指使者无疑就是突厥人。突厥人的目的很简单，试探中土的反应，借此推断中土连续两次东征失利后将对高句丽及远东的策略做出何种调整。

此事对大漠牙帐来说很重要，关系到牙帐的未来策略的制定，如果中土继续发动第三次东征，坚决独揽远东之利，则突厥人就要想方设法予以破坏和阻止，反之，如果中土就此结束东征，放弃远东之利，则突厥人就要去摘“桃子”，把牙帐的势力拓展到远东，继而在东、北两个方向对中土形成钳形包围，巩固和加强牙帐在南北对抗中的优势。

圣主和中枢恼羞成怒，突厥人背后下黑手，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卑鄙无耻，但目前形势下中土太被动，很难拿出有效手段来狠狠打击突厥人的嚣张气焰，除非利用白发贼和反叛大军来借刀杀人，于是裴世矩的警告被圣主和中枢核心层的部分大臣有意忽略了，他们不再犹豫，也不再为一些不确定因素可能引发的恶劣后果而瞻前顾后，力排异议，毅然决断，同意涿郡留守段达的请求，授予其更大权力以行使，借刀杀人计，确保幽燕乃至北疆镇戍之安全。

为此，圣主又诏令封德彝，切实做好监督之职责，竭力协调好齐王与涿郡留守两府之关系，齐心协力，携手作战，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剿灭白发贼，稳定北疆局势。

在诏令的最后，圣主给封德彝下达了死命，白发贼不灭，北疆局势未稳，他和中枢就不回东都。

这个任务太重了，像山一般压在封德彝身上，让他喘不过气来。虽然责任大了，权力也大了，但这个权力就是悬在头上的剑，架在脖子上的刀，一旦他未能完成任务，他的头颅就没了，身首异处，风险完全不可控。

封德彝没有退路了，能否扭转自己政治上的困境，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尽在此举。

实际上目前武力围剿白发贼，以武力胁迫白发贼出塞打击突厥人已绝无可能，招抚也不可能，裴世矩已经独揽了招抚权，已经与白发贼达成了默契，绝对不允许其出塞，所以必须依靠其他手段，而这个难度太大了，根本看不到希望，唯一存有可能性的就是冀北豪门，因为之前白发贼渡河北上，一路畅通无阻，必然得到了冀北豪门的“照顾”，所以此事若有突破，必须借力冀北豪门，而若想说服冀北豪门者，封德彝无疑是最佳选择。这就是圣主把重任托付于封德彝的原因所在，段达已不能胜任了。

段达轻松了，借刀杀人计依旧，执行者依旧，唯独主导者换成了中枢，封德彝作为中枢代表，承担了全部责任，这当然让段达开心不已。

段达摆正位置，放低姿态，主动问计，“景公可有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