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徐谦的一番解释，嘉靖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关键，他不由莞尔笑道；“这样的鬼主意也只有你才能想出来。只是朕的嘉奖状成了他们的路引子，三五百两银子似乎便宜了他们。”

徐谦微微一笑，道：“陛下，不是一次性三五百两，而是一年三五百两。”

嘉靖好奇地道：“这是为何？”

徐谦呵呵一笑，道：“学生在这嘉奖状上作了手脚，盖印的大印用的不是印泥，而是其他的颜料，这种颜料盖的印时间一长便会脱色，字迹辩认不清，一年左右就作废了。”

徐谦当然是不肯吃亏的，若是三五百两买了嘉奖状去让你用一辈子，这买卖还怎么做?路政局又怎么能长久?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经过了精确的计算，这样的‘路引’大致可以为押货的商户节省四百至一千两银子的打点，毕竟有的日夜都在外面跑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押运货物，而有的则一年不过四五趟，有的要不远千里运送货物去，有的则只是跑一跑通州、天津一带。

徐谦这个计算的基础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商贾而言，那些小打小闹的商贾暂时是买不起这样的奢侈品的。因此徐谦才将嘉奖状的价格定在了这个‘合理’的范畴。

商人是逐利的，买下嘉奖状能省下一些银子还能省心，出门在外不再担惊受怕，一年花这笔银子怎么算都是超值。

嘉靖皱眉道：“假若这嘉奖泛滥出去，怕就怕商贾日渐增多，百姓不务正业，纷纷效仿商贾，做这投机取巧的勾当。”

嘉靖毕竟不是傻子，此时又不禁想到大明朝的国策问题了，徐谦的这一个举措无疑是彻底动摇了大明朝轻商的国策，商人之所以低贱，主要表现在政策上的歧视，商人要押货，按大明律，就必须要有路引，而路引是由官府开具，还必须有人为其作保，虽然大明朝流民甚多，出门在外需要携带路引已经成了一纸空文，可是各路关卡对于商人的检查极为严格，说白了，这些人不去查流民，是因为流民没有油水可捞，而商贾的油水甚大，因此流民们不需要路引，读书人不需要路引，士农工商，人家只抓你商贾，没有路引的，一旦捉到，少不了要关押起来，让家里人来打点；就算是有路引的也少不了寻些理由为难，这种歧视性政策让商贾苦不堪言。

正是出门在外从商之人艰难无比，虽然看上去光鲜，可是吃肉的时候有，挨打的时候也是不少，因此大大制约了商业的发展，不是特别的人，或者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人是绝不会从事商业的。

在这一点上，朝廷表现出了默许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若是取消这些制约就能减少从商的阻碍，使得商贾日益增多，成为效仿对象，最后从商的人越来越多，农人不思进取，纷纷抛掉田地去做这勾当，最后不但会败坏社会风气，还可能导致粮食的减产。

嘉靖毕竟是深谙政治的老手，自然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他继续道：“假以时日，且不说朝廷之中多少人反对，就说一旦放开了商贾，宫中固然是挣了银子，可是这老祖宗的国策只怕也要面目全非了。

徐谦沉默了一下，道：“学生听过一个典故，没了张家卖肉的，照样还有李家卖肉，朝廷对寻常商贾打压甚紧，使得许多人不敢轻易行商，可是我大明朝照样不是商贾遍地吗？商贾缺一不可，否则我大明朝土地广葆，沃野千里，府县无数，如何互通有无？寻常人固然是行商不易，可是微臣所知的是，一些高官显贵却趁机而入便是觑见了这其中的巨利而指使家人行商，就如永淳商家，他们借着自己的人脉就可以做到畅通无阻，获利无数，祖宗的法度制约了寻常人行商，却是大大鼓励了朝廷官员和各地豪绅行商，结果就是为官者家财巨万，又手握权柄，在地方上呼风唤雨，甚至有人广厦万间，仆从巨万，陛下，豪强之祸猛于虎，不得不有所提防啊。”

两世为人使得徐谦说话的水平高涨，若是你对嘉靖说什么商人有益于社会，商人也有好坏之类的屁话，嘉靖只怕听都不想听，因为在皇帝看来，商人有什么好处跟他有个屁关系，有没有商贾，皇帝老子也是歌照唱，舞照跳，根本就不可能去为这个原因，只因为对商贾生出什么同情，而排除万难去破除祖宗的国策。

徐谦当然不会告诉嘉靖，商人虽然唯利是图，也有他的优点，他只需要告诉皇帝，百姓不能从商，最后就是显贵和官员从商，这些人在朝中既手揽大权，又通过经商积攒了巨大的财富，这个财富甚至比之宫中内库还要不遑多让，他们的奴仆、佃户、伙计相加起来亦是数量可观。

徐谦继续道：“汉亡于豪强，隋亦亡于豪强，这些豪强家世雄厚，人脉错综复杂，既富又贵，平时听命于朝廷，一旦国家有难，则祸起萧墙之内，生出取而代之之心，陛下，学生言尽于此，请陛下自己斟酌吧。”

换做是其他人，比如弘治皇帝，听了这话或许只是一笑置之，因为弘治是个宽厚的人，对身边的人宽厚，对别人也宽厚，不会生出无端猜测。若换做是正德皇帝听了，或许会觉得有些问题，可是他绝不会有这样的魄力，对这样的皇帝来说，及时行乐才是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