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天热，吕绮不停地出汗，从下午上班，一个小时时间里已经换了两脸盆水。她是没资格装空调的，又不喜欢吹电扇，自诩喜热畏凉的吕绮今天却燥热的很，从下午上班到现在，什么事都没做，一直在梳理着自己的思绪。

可以不考虑顶头上司的问题。刘新军有没有麻烦跟她真没有什么关系。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但根本谈不上是朋友。吕绮所烦躁的，从陶唐给的任务开始，越想就越心烦。这件任务其实很简单。不就是请假陪一陪方可吗？但临到关头，吕绮觉得这件事还真有些麻烦。

第一是请假问题。如果刘新军在，她跟刘新军打个招呼走个一半天不是什么问题。她因私请假很少，刘新军从来没有刁难过她。但现在刘新军和段辉双双跟陶唐去了安州，吕绮就得向骆冲请假了。以什么理由请假难住了吕绮。编个瞎话比如说婆母生病之类的很容易。但如果陪方可在外面玩遇到熟人就麻烦了，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会变复杂。会不会遇见熟人？吕绮不存侥幸心理。红星曾有个故事，一个中干与女下属搞出了私情，跑到燕京约会还出了岔子。女人的丈夫在北阳工作，中干去燕京出差，女人便找了个理由——探视在外地的婆母请了假也去了燕京。俩人坐了火车去燕京私会。本来以为海阔天空，可以尽情放松一次。谁知他们手挽手在世纪坛闲逛，竟然就能碰上红星的人。这个并不浪漫的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妙，中干的老婆听到了闲话，闹腾起来。公司无奈免掉了中干，他那个情人迫于压力也调走了。以后就留下个典故，中干出差到总部便会接到戏谑的提醒，千万不要去世纪坛。

当然吕绮陪方可的性质跟那件事不搭界，但吕绮还是否定了编瞎话的理由。说实话吧？怎么跟骆冲讲？方可为什么不找陶唐的亲属？自己和方可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其他领导，比如一向宽厚的江总，这个顾虑是没有的，但请假的对象偏偏是曾觊觎过自己的骆冲！而且又在这个时候，因为杨开河而导致刘新军反常，骆冲坐得住才有鬼！自己不能给陶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吧？

当时怎么就没仔细想一想呢？显然陶唐没有深思过其间的厉害。这不能怪他，至少陶唐不晓得自己和骆冲的别扭。之所以托付自己而不去找陶美玲，大概也有难言之瘾。活在世上谁都不易啊。

第二就是现状了。刘新军出差了，她是刘新军的“法定”代理人。这个时候她请假办私事合适吗？会不会给陶唐帮倒忙？

于是，吕绮又想到了与陶唐的关系。现在她承认，她和陶唐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不是地位和收入的差距，而是克制力的差距。她承认，如果陶唐向她“伸出手”，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这个结论早就做出了。从开始的痛苦到现在的冷静，转变之间充满了对陶唐的感激。她承认陶唐是对的，比她成熟，比她考虑全面，难怪人家有如此成就。

虽然我们曾经共同做过的梦终将是一个梦，但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这个结论吕绮早就得出了。现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同事后，吕绮相信陶唐也是这样想的，不然他不会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推荐吕纬担任陆书记的秘书。所以吕绮数次警告弟弟，干不好损失的不止是你自己的前程。

在“认清”陶唐的“面目”后，她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一个问题，陶唐出任红星的一把手给自己会带来什么？或者说，陶唐与宋悦对于她有什么不同？答案是肯定的。在陶唐到来后，她不再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也不用再去顾忌别人的脸色，在她不用更加努力的情况下，最差的结果也就是原地踏步而已。事实上，陶唐已经在考虑她的“进步”了，她相信陶唐提出的肢解发规部成立经济运行部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机构调整成为事实，经济运行部一旦成立，一把手不会是别人。她曾设想过的人生目标（有生之年当上副总师）将迈出最重要的一步。在红星，主要业务部门的一把手升任副总师的概率相当高，某种意义上比当行政正职要容易。

如果把红星视为一个社会（她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两万多职工是生活在一座塔里，这座塔分好多层，每一层的待遇都不大相同，因为存在待遇上巨大的差距，生活在这座塔里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进入到上一层。但出身的不同把大部分人晋级的希望直接抹杀了，比如工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们就不再有可能当上中干了，即使是科级也与他们无缘了，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当技能带头人了。能够当上中干的只能是干部了，而且受制于文凭和岗位。没有过硬的文凭，没有“显赫”的岗位，以正常渠道升入中层的概率很小，除非你有过硬的后台，就像贾建新。如果没有李珞这个舅父，以一个工龄不到十年的大专生是进不了副处级的。这种情况很像昔日的科举，以明清为例，当正印官的一般都是进士出身，当然这个比喻有些不当，但就是这么回事。

科级是一层，这一层比最底层的待遇当然好多了，但尚未有真正意思上的改善，那至少要到处级，因为处级开始享受绩效工资了。一年最少好几万，比较重要的岗位超过了十万，加上每月的预发工资，在平泉可以过上很悠闲舒适的日子了。但科级升入处级的难度比晋升科级大的多，三分之二的科级干部就止步于这道门槛了。进入处级的干部开始发现，副职和正职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绩效工资尚在其次，关键是权力差距太大了。进入处级，开始品味到权力的门径，但副职是不掌握权力的。像仝正杰那样说了算的副职只能算是异类。不掌握权力就享受不到权力带来的好处，好处就在那里但你就是眼巴巴地看着而得不到，于是段辉便嫉妒刘新军，于是副职们便日夜想着转正。但这一步比科级升入处级副职更难。又有三分之二的副处们止步了，最终以副职退出“现役”。

再往上就是副总师或者总经理助理了。这两个岗位区别不大，都是高于正处低于副总经理。到了那个岗位，收入将大幅度提高，这样说吧，一年的收入买个b级车像闹着玩似的。正处升入副总师的正常渠道有两条。或者说有两类人可以获得这个机会，一类是慰问性质的，少数劳苦功高的老正处在临近退二线之前会得到“安慰奖”，另一类则是准备进一步晋升的关键岗位的、得到公司主要领导赞许的正处，比如蒋延生，比如刘新军，比如刘书林。

这座塔的最高层就是公司领导层了，那是十几个人的小团体，是数万职工仰望的顶峰。但仔细研究，这个小团体也是分层的，副总们是一层，党委书记和监事会主席又是一层，而最高层则是董事长。他不仅掌握着数万员工的命运，掌握着那些渴望登入塔身更高一层的“官员”们的通行证，甚至掌握着副总一级的命运。

“塔论”是范永诚的发明，吕绮认为很形象。

吕绮在升入副处后便悄悄为自己定了个目标——当上副总师！她不为权力，而是为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打拼的人们谁不是为了生活呢？那些自称不差钱而要事业的是些什么人呢？自她认定丈夫是口头革命派（这个称呼是吕绮父亲喊出的）后，吕绮只能依靠自己了。她自认自己能力不差，而所处的岗位又极具竞争力，所以很是努力了几年。但随着自己对”世道”的清醒认知，随着自己跨过了四十岁大关，这个目标是越来越遥远而不靠谱了。别说是副总师，能升入行政正职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吕绮再次悄悄修订了目标，适当的时候，自己主动找个油水丰厚的基层单位去当个支部书记了此一生吧。

直到陶唐的到来，重新燃起了吕绮“进步”的渴望。

吕绮从未想过自己会进入公司一级的领导层。她和那一层距离甚远。在陶唐上任前，吕绮很少近距离接触公司的主要领导，他们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其实对她很是陌生。所以，吕绮不止一次地想，陶唐如何就在如此年龄攀上红星官场的最高峰呢？而陶唐给了吕绮近距离观察最高层生活和工作的机会，几个月来，吕绮好多次跟陶唐私下谈过自己的业务，也谈过不是自己的业务，这是她之前根本就想象不到的“待遇”。因为陶唐，吕绮的地位和影响直线上升，本单位如此，外部也如此。

因为陶唐，吕绮体会到了最高层的苦衷。在吕绮眼里，陶唐和宋悦完全是不同的两类人，宋悦所享受的，陶唐根本就不屑一顾。陶唐所思考和努力的，宋悦估计根本就不去考虑。陶唐第一次“感动”吕绮不是在东湖会所的酒后失态，而是他因为六分厂那个自杀员工在行政会上那几句冷峻的发言。吕绮为此自豪，为自己的眼光而骄傲。如果那可能是一次作秀，但以后三个月陶唐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他是一个值得吕绮尊敬的人，正因为他们有过的情愫，吕绮发誓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为他排忧解难，提醒他避开可能的陷阱和地雷阵。可是，陶唐的施政风格和施政路线证明了，他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的路，如果是常规揣度，这条路不止是荆棘密布，简直就是绝路。但吕绮还是为他的选择自豪，红星终于盼来了一个真正为企业，为职工着想的好领导。可是，到目前为止，陶唐除了不断为自己树敌，他又获得了谁的喝彩呢？吕绮自认她能帮助陶唐的地方很有限，但总不能给他添麻烦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