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干系到了孔子、曾子以及曾子之父。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在数百年前，春秋之时，孔子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叫叶邑的地方。

叶邑的主人，是一个叫叶公的士大夫，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翁。

这位叶公自然很有钱，起码，在春秋时期属于那种有钱的名人。

而孔子师徒，周游列国，来到叶邑这个楚国的地盘时，早就穷得响叮当了。

在这之前，孔子甚至陷于陈蔡之间，窘迫到了，弟子们偷来羊，烤熟后送给孔子，孔子不问来源，接过来就狼吞虎咽，弟子们偷来衣物，孔子同样也不问来源，接过来就穿。

而到了叶邑后，孔子师徒虽然没有这么窘迫了。

但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某天，一只羊跑到了曾子的父亲曾点的院子里，自然，这只可怜的羊被直接开膛破肚，祭了五脏庙。

但不巧，叶公知道了这个事情，于是上门找到孔子。

叶公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然不好直接质问：你们偷了我的羊，给我个说法。

他就转着圈子对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个叫直躬的，他爹偷羊，于是将其父举报……”

孔子自然已经通过曾子（曾参）知道了这个事情，同样，孔子也是个要脸皮的，哪里肯让自己的弟子成为小偷（那样，他岂非就成为了小偷的师傅？），于是就狡辩道：“在俺们哪里不是这样的，父亲给儿子隐匿过错，儿子帮父亲遮掩过失，这才是真正的直率坦白，君子之行啊！”

总之，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一切，都只是当时的特殊形式下，一场有关面子之间的纷争。

但，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儒法之间的大问题。

甚至，成为儒墨之间百年的口水战中的一场焦点战役。

墨翟当年甚至讽刺孔子说：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意思就是在饥饿困顿之时，不惜妄取以求生，在饱腹有余之际，就用虚伪来粉饰自己，装扮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儒生还无耻的人吗？

顺便说一句，墨翟对孔子的态度，是诸子百家的先贤里最不屑的。

墨翟先生在世的时候，直接称呼孔子为‘孔某’，其不屑如此，墨家的门徒自然有样学样。

譬如曾子，被墨家门徒称为‘曾盗羊’，子贡、子路，被称为‘乱贡、贼路’……

总而言之，孔门七十二贤，在墨家眼里，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哦，或许有，冉求，是个特例……

但也就是如此了。

到法家，由于子夏先生的缘故，客气了许多。

但在意识形态和屁股，以及追求上面，却是南辕北辙了。

这是因为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

儒家，要求的是恢复三代之治，以齐周政，最好把井田也复活了，这样，儒家就认为世界将没有混乱、战争、苛政。

百姓也可以相安，天下可以太平。

但法家却认为，这是在做梦！

国家不强大，军队不强大，就要被人宰割。

而要国家强大，军队强大，就要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就必须集权，必须用严密的法律和充分的物质奖励来激励百姓，使得人人都为了国家，为皇帝而战斗。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躬案，就变得分外的刺眼了。

对法家来说，居然有人胆敢隐匿犯罪分子的罪行？简直是无法容忍和不能接受！

必须干他丫！

因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法家很清楚，一旦有人可以借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么，迟早，就会扩大到整个家族，然后宗族。

这样，家族利益和宗族利益，就凌驾于国家利益和君王利益之上，法律的尊严更会荡然无存。

而儒家却觉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是一切的核心，不变的真理。

若是一般的小罪，譬如说，偷盗、抢劫、女干X，或者偷税漏税什么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间当然要互相包庇和保护了。

除非此人，丧心病狂到了悍然要去破坏国家，祸乱天下的地步，不然就绝不提倡，甚至是反对家庭内部的成员检举他人的罪行。

另外，这也是儒生们立足的根基之一。

南方和三河地区的地主贵族们为什么支持儒家？

还不就是儒家提倡和推崇大家族，大宗族，并且维护大家族、大宗族的利益。

但可惜……

刘彻望着儒家的这些巨头，这些博士，这些精英们，暗自摇了摇头。

汉室和刘氏，最讨厌的就是大家族、大宗族了。

因为这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影响国家的税收、徭役乃至于军队的战斗力。

原因很简单，汉室除了口赋田税以外的其他税收、徭役、兵役，都是按照户口来征收的。

一个五口之家和一个十口之家的差别，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和财力减少了一半。

而一般的大家族，通常都是几十口甚至数百人聚集在一起。

这等于，大家族大宗族是在挖国家的墙脚来肥私！

是以历代刘氏天子，对于大家族大宗族，深恶痛绝，想尽办法，用尽手段的将之拆散。

在政坛上，更是极力鼓吹‘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的理想社会模式。

具体到刘彻身上，对于大家族和大宗族，更加不喜欢。

在他眼里，每一个大家族、大宗族都是隐患，都是未来的定时炸弹。

恨不得全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