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灭亡之后，元朝一度想收编他的军队。但是宋朝的武备过于堪忧。”郭康继续介绍道：“当时，元朝官员统计宋朝武库，发现大量军械不堪使用，只能重新进行挑选归类。”

“这些军械甲杖，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其实就是垃圾的委婉称呼，根本没法用，堆起来都嫌它占空，索性全部销毁；中等的质量也比较堪忧，凑乎着能用，只能发给蒙古兵用着；上等的军械，才算大致符合要求，可以收集起来，给新编的‘江南军’，也叫‘新附军’使用。”

“这支军队的士兵素质，如前所说，也有问题。在中书省之类的地方，元朝实行军户制度。士兵们平日里耕种屯田，战时参加战斗。但到了江南，元朝发现，南宋士兵穷的连田地都没有，就靠当兵发饷生存，实际上成了雇佣兵。”

“元朝为政宽仁，自始至终也没去重新划分江南田地，度田授田。所以，事情就搁置在这儿了。收编的新附军，依然只能靠朝廷发钱养着。这些人的战斗力当然也就没法指望了。”

“这个事儿，我也觉得奇怪。”博尔詹评价道：“按我之前从书上看的说法，雇佣兵应该比民兵更能打。为什么听你们的意思，在塞里斯，却反过来了？”

“因为你们被蛮子带歪了。蛮子那个军制上限太低，出这种情况很正常。”李玄英不屑地插嘴道。

“这个回头再说。”郭康只好再制止他。

希腊人也见识过耕战制度：当年的农兵和紫帐汗国的军府兵，都算是这个范畴。但是，作为过来人，郭康明白，农业国家耕战体系的已知上限，不在前221年，也不在630年，而是在农业时代末尾的1950年——这就很难给大家解释清楚。

郭康想了想，还是继续之前的话题。

“这些，也是对我们的教训。士兵的战斗力，是和实际投入的资源成正比的。”他总结道：“同理，虽然稍微有点改善，但元朝的江南军，也肯定发挥不出真正的战斗力。”

“在实战中，江南军组成的南路军，连基本的组织能力都没展现出来。本来，忽必烈对江南军寄予厚望，把他们作为征日主力，让担任各路统帅的重臣阿剌罕亲自前往宁波指挥。但阿剌罕到了海上，似乎是水土不服，病死了。”

“忽必烈想再换人，但时间已经拖得太久了。北路军这时候还在等着，于是只能让范文虎带着南路军出发。但江南军作战意志很低下，范文虎的指挥能力也非常堪忧。”

“范文虎自己带着先锋走了，其他人都丢在宁波，管不过来。有的部队自行出发，有的还在后面等新统帅就任。各部将领号令不一，各自带着几十、上百艘船，漂在从宁波到济州岛的漫长航线上。”

“这个战役组织能力，就算在欧洲，也太糟糕了。”佩迪卡斯评价道：“阿拉伯人的舰队，都比他们有秩序。”

“没办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为什么不能取胜了。”郭康继续说道：“这个时候，北路军状况也很不好。他们凭借船坚炮利，击败了日本水师，但军中爆发了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