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命的是，不止农民。就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匠人、雇工，同样也不符合要求。

塞里斯的工匠有着和农民一样的习惯。相比于英格兰同行，他们的行为方式十分有特色，。

比如，当地人把集体停工歇业的行为称为“叫歇”。在明清时期，这其实是个十分常见的举动。而且，可能是得益于特有的高组织传统，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行动方式。

和喜欢打砸机器，捣毁厂房的英格兰工人不同，塞里斯的城市雇工对于生产设备没有太多仇恨。他们更喜欢组织起来，捣毁商人住宅，打砸老板本人。

而且，和欧洲那边的传统方式不同，官府对于这种行为，一直持一种暧昧的态度。哪怕是公认残暴的清朝，对此都是能不管就不管，宁愿装作看不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苏州发生了一次波及全城的“叫歇”。从事布匹染色的工匠，因为不满足于过低的报酬，宣布停工歇业。这种行为不知道算不算单纯的“罢工”，因为成千上百的匠人很快集结起来，主动出击，四处抄打染坊老板和包工头。多名商人惨遭殴打，整个行业完全停顿，根本没人敢开工。

按理说，苏州是江南纺织业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影响巨大的城市。这种行为，无疑会妨碍生产，影响整个产业链。但官府对此，却始终保持沉默，无论商人们怎么请求，就是不乐意出手。

结果，这一次的抄打事件，前后持续了整整一年。等众人都打够了，官府才姗姗来迟，表示要出面调停。

对于类似的事件，官府的态度也相当统一。官吏并不乐意像商人期望的那样，对叫歇打人的工匠从重处理，而是始终定性为“商匠争端”，最后的裁决往往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类裁决的案例数量众多，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官府出面，要求商人增加工匠的收入，同时也要求工匠不再闹事。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造纸业工匠和雇主发生冲突，官府就裁定，工坊主必须给工匠提升待遇，并且如实发放，否则按照应重律，杖八十。工匠也不准再合伙要求涨价，否则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就这样，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各打几十大板”的警告。

在调停之后，官府不知道为什么，还喜欢刻碑记录，称为“工价碑”。上面会刻上调停结果，并宣布各方都同意遵守，永不更改。

当然，现实是，这类结果经常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双方一般很快又会相互不满，再次打起来，而官府也会再次调停，重复上述步骤。由于这种事情重复的次数太多，在江南地区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永不更改”碑，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同时代的英格兰，打砸机器都会受到严惩。议会甚至专门设定法律，允许对破坏机器的人处以死刑。但在同时期的江南地区，官府却对此并不热衷。

哪怕是这种大规模殴打工坊主的事件，官府也坚持定性为极少数“流棍亡命”在其中使坏，专门“东挑西拨，借景生端”，才引发矛盾。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会被处罚，连领头的“亡命”一般也就是遣返原籍，或者枷号示众。

说到底，官府对于保护工坊主利益，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是非常注重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只要不打出旗号造反，官府根本懒得冒着风险去镇压。一旦工匠的行动声势浩大，还会主动牺牲商人利益，迫使他们满足工匠的条件，以防止事情闹得更大。

在郭康前世那个时代，流行着一句话，叫谁赢老百姓支持谁。但从历史表现看，官府才更像是谁赢支持谁的。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哪一方更能打，他们在矛盾彻底激化之后，可能造成的破坏就可能越大，镇压的代价也就更高。所以，只要不触及底线，官府就下意识地更偏袒这一方。

在江南地区的商匠矛盾中，商人的表现十分不堪。他们豢养的行会打手和黑帮势力，在成群的工匠面前几乎没有存在感。前后几百年，就没见闹起来之后能起作用的……所以官府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现象，甚至不止出现在地方官府，也不止在对付私营工坊的时候才这样。

乾隆年间，京师地区，户部宝泉局的工匠发生叫歇，引发了童光荣案。这些工匠负责为户部铸造钱币，属于重要的官府直营工坊。由于朝廷下发的工钱减少，工匠不满，要求补发工钱，并把之前的亏欠也都补上，否则就不干了。

宝泉局监督丁廷让前去劝说，提议补发工钱，先复工，然后慢慢核算之前的亏欠，但工匠不乐意接受。谈判无果，户部侍郎三和也去劝说，但依然没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