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人说到巴尔干地区，就会想到那里无穷无尽的民族矛盾和此起彼伏的冲突。郭康也曾经觉得，需要认真考虑这里的特殊问题。

但是，接触的希腊人多了，他就怀疑，这个巴尔干民族主义的鼻祖，到底是怎么界定这种东西的。他们真的有吹嘘的这么厉害么？

现在的希腊人就是一盘散沙。而几百年后，恐怕也是一盘散沙。在他那个世界，希腊民族主义者长期连“谁是希腊人”都搞不清楚。

按照帕帕里戈普洛斯的理论，希腊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根基，是连续发展的希腊语。所以，希腊人应该以希腊语来进行区分。

但是，另一方面，宗教也同样重要。希腊人在复国时最早的想法，其实就是建立一个类似东正教联邦的国家。所以，宗教似乎也是进行区分的一种要素。

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则产生了众多排列组合：有说希腊语的天方教徒，有说突厥语的东正教徒；有用希腊字母却说突厥语的部落，也有用突厥字母但说希腊语的部落……

在克里特岛和小亚，这种混杂现象十分常见，而且根本弄不清他们是希腊化的突厥人，还是突厥化的希腊人。从后世角度看，这两种人在血统上就是一回事，当时的希腊人更加没法考证清楚，他们到底算什么了。

这种复杂的情况，终于成功把希腊人搞傻了。

1844年，独立成功的希腊人终于开始制定宪法了——这次不是骗钱的，是新生国家确实有这个需要了。而也在这个时间，希腊人提出了被称为“伟大理想”的战略目标，大致就是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希腊人的国家。

实际上，这就是个换皮的东罗马，可能是不敢直接叫罗马，就用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叙事手法来宣传。

然而，罗马最重要的，就是那张普世帝国的皮。没了皮，再怎么模仿，也没法实现。希腊人果然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对于那些身份不明确的“排列组合”希腊人，要不要给他们公民权？

在罗马时代，这就不是个事儿。但对希腊来说，却是个关系到国家性质的、很麻烦的问题。最后，立宪会议还是拒绝授予他们完整的政治权力。“伟大理想”还没开始呢，就在开除人了……

宗教方面也是一样的糟糕。按照民族独立的要求，希腊人自建了一个自己的希腊教会。但你做得，别人也做得。保加利亚人很快有学有样，也搞了个保加利亚的独立教区出来，甚至迫使奥斯曼掌控的普世牧首批准了。然后，他们又开始了传统艺能：到底谁是希腊教徒，谁是保加利亚教徒？

在两个地区的交界处，这两群人就没有明确的边界。想要作区分，就得看仪式的细节。双方很快都反应过来，不少武装人员赶到这里，强迫当地人采用自己这一边的仪式，觉得这样就算扩大势力范围了。

在两边暴徒的逼迫下，当地神父和居民都成了教法专家：当希腊暴徒赶来，他们就用希腊礼仪举行仪式，演给他们看。等希腊人走了，保加利亚暴徒再来，就赶紧换成保加利亚仪式。搞到最后，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分，只能采用暴力手段，直接兵戎相见了。

所以，希腊人想让自己的民族主义兼顾语言和宗教，但在语言和宗教上，却都没有对外产生太大影响力，陷入了尴尬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