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万人哪。一个一个地带到自己面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陈文强此时正抚着额头，思考着开门红之后的行动步骤。

没错，为了争取到捐款，陈文强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异能。先是突然封闭一个商区的大小街道，然ho 将困在其中的男人一个个地进行甄别。三个问题，或五个问题之后，陈文强便能探悉到面前的家伙是说真话还是假话。确定是嫌犯后，就拖下去由别人细审用刑。他是实在耗费不起时间追究详细。

当然，这样有些野蛮。可却没有冤枉无辜。而刑讯的手段，陈文强让手下使用水刑和熬刑，相对于棍棒皮鞭、血肉横飞要文明了许多。

至于审讯技巧，陈文强当然是了解的，尽管他更熟悉的是所经受过的反审讯训àn ，但道理是相通的。

比如审讯室应该是一间狭小、隔音的房间，其中只有三把椅子、一张桌子和四面空空的墙。这样的布局能营造出一种无所遁形、陌生而又孤立无援的感觉，从而在审讯过程中强化嫌犯“让我出去”的意识。

比如让嫌犯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使他无法触到任何东西，以便加剧他所感到的不适，诱发他的依赖感。

当把这些教授给清乡委员会的新任委员后，再加上新任委员的年轻、气壮，思想新潮且单纯，不比旧官僚的**贪渎，在清乡审案中便可大大减少诬良为盗、严刑逼供的冤案。

借剿平盗匪之机，陈文强不仅是要提前使广东的社会治安好转，为革命之后作打算，还要把警察局设于各县，变相地控制广东全省。要知道陈文强对警察的要求甚高，装备也好，特别是要与大股盗匪开战的武装警察，战斗力比旧式巡防营高出很多，比新军也相差无几。

而剿抚并用，软硬兼施，历史上一直是官府对付暴乱或匪盗的不二法门，陈文强也不例外。

结合着威慑打击，收缴枪枝、悬赏缉拿、自首宽大等政策也相应出台，更保证出首、捆拿、击杀剧盗恶匪者可以选zé 琼州、湖广、上海等地居住，官府予以安置，以躲避盗匪的报复。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推门而进的清乡委员见习委员陈炯明，恭敬地向陈文强禀报，顺德县各乡局士绅已经赶到，是否马上召开公议

陈炯明是陈文强从政法学堂招收而来，成绩很优秀，且还是出身于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很特别的一个人。他考取秀才之后，却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离开家乡惠州府来到广州府，入读政法学堂。

而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学xà 开办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陈炯明大开了眼界，接触到各种新思想，最近随着立宪运动的盛行，他开始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并有竞选咨议局议员的想法。

对陈炯明这个人的刚毅果敢和沉默寡言，以及操守，陈文强是比较满意的，虽称见习，但陈文强已经决定在打开局面，并且考察之后，便会委其以重任。

“大人，听闻顺德县士绅冼瑞衔有庇匪之名，不如此番便将其拿下，或可开清乡之良端。”陈炯明陪着陈文强走向会议室，提出自己的建议。

“查无实据。”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再者，就算刑讯有用，可若将其拿下，消息难以封锁，岂不给与其勾连之盗匪以窜逃之机”

“那大人分别召集各县乡局士绅，是何用意呀”陈炯明疑惑地问道。

陈文强淡淡一笑，当然不能说破自己的异能，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道：“查其颜，观其色，威慑加劝诱，或许能起到作用啊还有，各地兴办民团也要靠他们出资捐钱哪”

作为一种民兵组织，团练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晚清之后的团练，其基本精神则直接源于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的“坚壁清野，筑寨练团”等经验。在广东，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内忧外患再一次刺激了团练的勃兴，但到了清末，团练的发展又受到了朝廷的抑制。准qè 地说，官府是既提倡又抑制的矛盾。

官方提倡各地办团是出于抵御盗匪的需要，同时，官方又不敢完全放手让地方自由办团，要防止民间武力的膨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复杂、矛盾的状况。

而官府的这种复杂心态，又势必影响着各地士绅阶层办团的积极性。筹集办团经费是办团的关jàn ，也是难题。由于办团经费基本上依靠地方士绅自行解决，官方意志在办团过程中过多体现，反倒使经费来源出现问题。造成的结果往ǎn 是“禀来禀去，经费仍须自筹，官与绅则互推诿”。

二十世纪初，广东各地在官方要求下兴办团练，却得不到地方士绅的充分合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官绅之间存在的裂痕。当时的舆论便说：“粤省各属，盗匪出没，地方虽迭经札行团练，卒以款项难筹，或办理不终，或并无成议。其富厚之乡，雇勇防守，亦皆虚有其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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