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更改了大明的抚恤，在原先的三十六石抚恤粮食上削减六石，增加十贯。

十贯钱，足够买二十五六石米了，也就是说战死后抚恤五十五六石粮食，足够五口之家不事劳作两年。

尽管如此，朱高煦个人并不满意，他最想要发出的抚恤其实是耕地，但关内的耕地情况不容乐观，朝廷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屯垦，因此没有那么多田给朱高煦分发天下各地守军。

不过这不打紧，很快朱高煦就会针对天下屯军推出新政，让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田地，还能让大明的田地也翻倍。

当下之急，是让户部先算出这十五万将士抚恤所需钱粮，以及各地府库是否充足，能否拨发。

“臣这就带人去算。”

户部官员作揖应下，转身退出了院内，并在不久后给朱高煦送来了具体的抚恤数额。

当下全国一年前后未支付抚恤的兵额数是十四万九千六百七十二人，其中武官三千七百六十七人，剩余都是普通兵卒。

各自按照抚恤政策算下来，需要发放铜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四百贯，粮食五百零六万二千三百石。

这是笔不小的数目，至少比原先洪武、建文时期的抚恤高出了八成，但朱高煦清楚这抚恤必须得发。

“就按照这么办。”

朱高煦没有反驳，直接选择了朱批，同时向官员开口道：“你把户部和地方如何收税，地方如何起运，运送多少入京的规矩给我拿来，我仔细看看。”

“臣领命！”官员不敢拒绝，毕竟在京官员的抓捕风波还在继续，谁知道自己一句话说不好，会不会落得牢狱之灾。

很快，他便带着两名官员，抱着厚厚的二十余本文册抵达院内，在放下文册后，得到朱高煦的准允离去。

至于朱高煦，他准备赶在朱棣南下前，将明初的税收体制理清，并根据历史上中晚明遭遇的问题，想出更为合理的办法。

他这一看，便是整整三日。

饶是他有近乎过目不忘的能力，也花费了三日的时间才大致看明白了朱元璋亲手制定的繁杂税收体系。

首先，朱元璋定的农业税税率确实很低，仅为二十税一，可明初还就是凭着这么一套低税税制就能保持很高的收支盈余和财政储蓄。

因为除了农业税以外，明朝还有大量屯田、盐课、茶课、劳役收入，加上明初官府相对较为廉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也比较狠，赚差价的“中间商”不敢太过分，所以征收效率也比较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营土地、盐课、茶课以及宝钞所带来的财政收入都在发生巨大演变或萎缩，为了维持各级官府的各项开支，明朝实际所征收的农业税已经不低了。

比如朱元璋所规定的‘夏秋米麦’白粮，所谓的“十税一”、“二十税一”，都并不是说等农民当年粮食收获多少并上报后，按此数据折算比例进行征收的。

而是朝廷户部早就提前根据当地田亩质量、户口数额的实际情况，给各省各府州县定好了田赋岁额的具体数目。

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十税—”、“二十税一”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

比如假设朝廷认为你山西一年就应该产出一千万石粮食，现在又假设就按昭二十税一。

那好了，你们山西今年应该交五十万石粮食，这个额定数目摊牌给山西巡抚和山西布政司，现在就由他们去征收执行了。

他们自然是往下一级一级摊牌给各府州县，以及布政司的派出机构……督粮道，由最基层的里长、粮长征收。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必须把这个额派税粮给收齐了。

有时候摊派到最基层，会将各民户分上、中、下户，由所谓“较富裕的上户”来统一纳粮交税，交不齐就需要自己补齐，所以被摊派到的所谓“上户”，轻则大出血甚至破产，重则家破人亡。

“入仓交纳，又被积役之苛求，踢斛淋尖一，风扬日晒，无钱买补，忍苦罚椿。”

当时的老百姓都是想尽办法不愿意被定为上户的，如果地方官跟哪个人有仇，就将其定为上户，一番折腾，能轻而易举让其家破人亡。

如果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户口逃亡，地方官府真的没法收齐，那就先欠着，留待今后继续催征，例如江南的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就这样一年拖一年，永远追征不完。

看到这里，朱高煦都能猜到后面会产生出催征的现象，果然在他继续往后看去后，立马看到了许多丧良心的事情。

不过比起催征催收，更丧良心的还是加耗。

所谓加耗，便是各级官府在朝廷基本田赋的基础上的加征。

因为征收、解京的过程中确实有一定的损耗，这些损耗自然是由老百姓承担，这就给了各级官府一定的操作空间。

为了维持各级官府越来越大的各项开支，只要地方官府能把朝廷额派田赋交齐，那朝廷往往会对加耗予以默认，甚至出台规定各省直相应的加耗比例。

比如浙江每粮一石加耗七斗，一石等于十斗，等于百姓要交一石七斗，多出太多负担。

看完这些，朱高煦只觉得有些棘手，因为他清楚这些只是表面，实际上百姓在缴纳赋税的时候，还容易遭遇到各种官府衙役的为难。

在朱高煦了解的明代官府手段中，甚至为了征收贪墨更多粮食，创造出了一个“淋尖踢斛”的名词。

所谓“淋尖踢斛”，是指老百姓交纳粮食时，官府用大斛做量器，为了多收米谷，会把米谷在斛中堆起成尖，接着便由仓斗官吏踢上几脚，踢完后还必须要求余下的粮食符合征收要求。

其实这是非常有技术性、专业性的一项工作，普通人干不来。

这溢出来的谷物，据说是弥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损耗用的，不许纳粮人扫回去，其实一向都由官府留下，按职务高低、亲疏关系等私分了，或者充为基层官府的公费。

别小看这么几踢，按正统年间户部的估算，这一份“尖米”，与“正收”的比例，起码是每石要占四五升之多。

到了成化年间整顿财政，倡廉反腐，户部颁布标准，将“尖米”打入“正收”。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层官府在具体操作时，又来个“尖上加尖”。

整个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加耗比例越来越大，淋尖踢斛的操作永不过时。

正统十二年的时候，吏部官员陈伦的奏疏就说过，洪武时，夏秋二税都只需要交正耗，后来因为要运至北京，每石加耗二三斗，再后来就增加到六七斗以上了。

地方官府征收的时候又摊派索取各种费用，还全部按照淋尖踢斛的办法征收，如果按照额定的正税计算，实际征税已经是额定的两倍多了。

奏疏下户部商议后，户部建议规定各省的加耗比例，并重申只有正粮用尖斛，加耗粮要用平斛，但各地官府却并没有告知百姓，所以请求朝廷榜示百姓。

最后明英宗却并没有同意，说明他是清楚知道地方官府是如何加倍盘剥百姓的，但却认可这种做法。

当时收粮的仓斗级役吏，一般用各卫精壮军人，这差使很多还是出钱买来的，来办差就是为了再赚一笔，而各府、州、县官也通同粮里长作弊，竭尽可能地盘剥老百姓。

他们征了百姓二石粮，却只给朝廷一石，到最后骂名却由朝廷来背。

这种现象除了在洪武年间被整治，其余时间无不如秋后蚂蚱，越蹦越高。

哪怕如今，朱允炆仅当了两年皇帝，地方上的官员就已经开始吃的脑满肠肥了……

“还是得培养足够多的基层官员，决不能继续依靠胥吏和地方乡绅了，另外币制更替也得加快。”

看完了户部的文册，朱高煦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

他简单算了算，以当下大明耕地约四亿亩来算，即便每亩亩产只能达到一石，可只要能收上来十税一，朝廷就可以从耕地之中获得近四千万石的粮食。

可是只要是粮食，就会有“淋尖踢斛”这种事情发生。

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底层胥吏和官府贪官狼狈为奸，以公谋私所致。

这种事情不管怎么换人，还是会发生。

如果想要尽量避免，就应该从实物税改变。

另外，户部定下的摊派也有很大问题，各省的摊派朱高煦仔细看过，山西定的太高，浙江、江西定的太低。

但是加税确实不可取，因为户部分“上、中、下”三户这个步骤有太多可人为干涉的情况了。

户部这么分，是因为地方官府确实流官不够，只能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地方胥吏，使用他们在地方权力来收税的同时，也便宜便宜他们。

不过，朱高煦不打算便宜这群人，他打算花十几年时间，一点点的耕耘地方税收，并且一点点拔出胥吏系统。

大明六千万百姓，只要能维持三十万人的基层班子，实际上就能控制好大明。

这三十万的班子，朱高煦已经凑出十分之一了，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继续等待，然后加大力度。

只有有了足够的基层官员，他才能保持一套长期看来廉洁有效的税收体制。

单说朱元璋规定的这套体制，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除了摊派有些小问题外，最大的问题还是乡绅胥吏插手太多，致使人越多的地方，税收越难收取，越容易拖欠。

朱高煦不可能推翻自己的统治，但开启民智不等于要推翻自己的统治。

他要把封建腐败的乡绅胥吏扫除，更换上属于朝廷的官员。

用枪杆子加笔杆子，他就不信自己弄不过这群乡绅胥吏。

想到这里，朱高煦打开一本空白的文册，开始对如何将渤海教育体系范围扩大做出详细安排。

只要有了足够多的人，他就可以不断给官场输送新鲜血液，到时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识字懂算术的人遍地都是，他还怕官员抱团？

想到这里，朱高煦便开始奋笔疾书。

也在他奋笔疾书的时候，北边的朱棣历经十余日的奔波，总算赶在五月前抵达了京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