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陕西只有二百一十五万，尤其是河西、宁夏之地只有二十几万人，辽东只有八万多人。

山东和山西分别有五百二十万和四百万，但即便如此，明初北方这么大片地方，合计也不过只有一千一百多万人，可想而知北方到底打成了什么样子。

这还只是人口，如果说起耕地，那北方耕地更是只有几千万亩，其余皆是草场荒地。

西南更不用多说，云贵两广和洞庭湖以南，成都平原以南，汉人在当地占比不足十分之一。

耕地不足，民生凋零……

这是除了江南、江北地区以外的常态，而此时大明四周都是危险。

湖广的瑶民暴乱，两广的僮瑶暴乱，云贵川的大理苗、僮、彝等民暴乱。

除此之外，身处大漠的北元汗庭还颇具实力，时常骚扰大明北方边境。

朱元章也一直很头疼这件事儿，以至于他在对燕王朱棣的信件中甚至这样写道：

“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堡垒，或拒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钞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

所以，从人口资源相对殷实的省份抽调人力资源去填补人口资源相对短缺的省份是不可避免的。

加上当时读书大省、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只有南直隶、浙江和江西，因此明初各军屯和移民，基本以这三省为主，外加福建、山东、山西为辅助。

由于当时富人大都集中在江南一带，而这里富人成群，对朱元章的统治也是尤为不满，因此江南也是朱元章重点关注的地区。

因此，朱元章进行迁徙，目的主要是为了“移民实边”，其次是为了消解富户财富、消除权力和财富的勾结，使得朝廷稳定，天下太平。

这样的局面，实际上和眼下的局面类似。

长城以北和海外的大明疆域人口不足，实力空虚，不仅不能为大明供血，还要让大明输血。

这种情况下，朱元章的政策是最符合大明的政策，而朱元章针对的迁徙人群主要是富户和罪犯以及流民。

在这三类人群当中，对富户的打击最为严重，因为罪犯和流民本来就是无地身份不明的人。

这种人不论被迁到哪里，其实都跟原先的生活差不多或者稍微好一些，但是富户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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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富户之前生活的很阔气，还与许多大明权贵有交集，因此他们在地方影响力很大。

相比较富户，实际上大明当时的国库情况并不好，因为在移民上，朱元章和朱由检经历的一样，都是一个问题……粮食！

民间粮食多，但朱元章不可能抢，而他选择的是用宝钞和白银来购买粮食，刺激农业经济的同时，为移民做准备。

只是宝钞用了没多久就因为信用问题而大幅度贬值，因此朱元章将目标放在了富户上。

这些富户通过“洪武四大桉”受到牵连，家产被尽数充公，九族进行迁移。

所以朱元章时期的江南之所以没有明朝中后期那么强大，主要便是因为他们被迁到新地方。

由于人生地不熟，很多人家都会抱团，因此让许多地方土司忌惮。

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爆发和土司爆发冲突后很快就衰败下去家族。

在外力的干扰下，哪怕迁移到了地方上，这些富户也很难再崛起，保证了明初那段时间天下没有士绅富户能左右朝政。

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朱元章来说，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和边疆。

农民出身的朱元章很善于从富和穷方面进行考量，他的移民政策在古代算是史无前例的做法。

唐代基本是靠世家自觉迁移，而明代靠朝廷暴力迁移，两者性质不同。

暴力迁移虽然导致许多百姓渡过了一段“贫苦屈辱”的岁月，但迁移的政策给大明带来的是政权的稳定。

由于富户的减少，那么相应的贪污腐败不断减少，所以移民政策有利于整顿朝廷中的腐败现象。

对于迁入地来说，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开垦了很多荒地，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人员的流动也将许多少民文化吸纳融合，让大部分少民在文化上和汉人类似。

总的来说就是迁移富户让内地得到稳定，强化边疆汉人，利用汉人的文化优势来将对方同化，顺带减少贪腐、创造出较为廉洁的政权。

朱元章的富户迁移和流民、囚犯迁移，让明朝在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这八十一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爆发较大的叛乱。

哪怕是后世为人称道的“唐赛儿起义”，实际上也是宗教蛊惑，并且人数在数千到一万不等。

相比较各朝各代的起义，除了明末，明朝超过万人的起义只有三次。

对于朱由检来说，这个政策很值得借鉴，而通过朱元章的政策，加上对自家殿下的了解，李定国大概也能知道自家殿下的政策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抑富均平”，“移民实边”。

抑富不代表要打击所有富户，而是打击和朝堂之上勾结太深的富户，如四川中与各衙门勾结倒卖军屯田的那些士绅豪强，便是需要打击的对象。

士绅豪强占据的土地是绝大多数的，迁移一户豪强出去，就能均富百户人家。

如眼下的北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以及云南、贵州、朵甘、广西、辽东这些地方便是通过抑制豪强，迁移豪强，才使得朝廷获得了数千万亩耕地，均贫富给了大部分平民。

牵连的豪强，往往一户数十乃至数百、上千人。

将他们迁移去交趾、旧港、南州，这便是最好的实边。

在李定国看来，自家殿下接下来，恐怕还要加大对士绅豪强的打击，直到没有士绅豪强能左右官场为止。

“真的能做到吗……”

想着朱由检在做的事情，李定国不免觉得有些梦幻，或者说不现实。

他记得很清楚，官学政治课的教习曾经说过“均贫富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教材是自家殿下写的，可上面的内容却和自家殿下做的事情相悖……

以李定国的年纪，他着实不明白，为什么自家殿下会做出这么矛盾的事情。

“矛盾吗？”

“矛盾……”

正当李定国端着饭菜在田埂上想事情的时候，身处大定宫的朱由检也对着旁边的朱由校询问，而朱由校给出的答桉也和李定国所想的一样。

《均贫富论》

这是朱由校手中拿着的，由朱由检编撰的一本书籍，而这本书籍的内容让朱由校觉得十分矛盾。

“弟弟说均贫富永远不可能，而想要维持一个王朝的永久又需要均贫富，那岂不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永久的存在？”

朱由校合上了这本书，带着疑惑向朱由检询问，而朱由检没有着急回答，而是沉默许久后说道：

“王朝的弊端在于，全天下，我们朱家便是最大的士绅豪强，因为我们执掌着权柄。”

“将王朝系与一人身上，这担子着实太重，许多人是挑不起来的。”

“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人都是太祖高皇帝，倘若期间再出一个英宗，那我大明到底还能不能存在？会不会有景皇帝那样能力挽狂澜的人？”

朱由检毫不在意的评价自己的“祖宗”，尽管他认为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前干得不错，尤其在张太后去世的第三、第四征麓川，让明朝西南边疆得以安稳百年，但这依旧洗不了正统年间第四次北伐“土木堡之变”的惨败事实。

提起明英宗，便是连朱由校都有些不太好意思反驳，毕竟自己这个祖宗确实不太行。

“按照弟弟的话说，那我大明……”朱由校踌蹴着询问，而朱由检则是深吸了一口气道：

“国祚未断而延续三百年的大一统王朝从未出现，我朝要是依照旧制走下去，也会走到其他王朝的老路。”

“或许国朝能渡过三百年大关，但四百年、五百年大关能渡过吗？”

“重用官学之后的平民，这是国朝要做的事情。”

“只要官学培养长大的平民登阁，那我大明再延百年不成问题。”

朱由检很在意官学培养的平民，尽管有着燕山的例子，他也知道官学出身的官员也会腐化，但不同的是教材问题。

燕山和官学的官员再怎么腐化，底线也始终要比封建教育下的官员高，这点朱由检仔细研究过。

天启五年以来，燕山被抓官员大多是涉及贪污，以及默许士绅倒卖军屯田，但是在一些工程、政事上却不敢阳奉阴违。

反观旧体制下的大明官员，从工程偷工减料到走私军械，再到各种阳奉阴违的例子屡见不鲜。

燕山派官员很清楚，大明朝如果垮了，那他们的待遇不会好到哪里去，最终都将面临被清洗。

这和后世人认为“皇帝死了没关系，反正给谁当臣子都是当”不一样。

明初所用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元朝投降过来的官员，而他们大部分都被朱元章以各种“大桉”牵连进去，最后登台的还是朱元章亲自培养的国子监门生，一个属于大明的新兴利益集团。

元清在这方面干的也不差，因此这和民族没关系，而是和阶级有关系。

即便是后续的政权，也做过不少清洗前朝官员的事情。

这本质上代表了从唐宋门阀世家灭亡后，平民官员在王朝灭亡后的遭遇。

朱由检在燕山教材里，就常常用元朝灭亡后，大明是如何清洗那群贪官污吏的例子来警惕燕山官员，一点都没有避讳。

因此不管是官员还是别的阶级，一个王朝倒下去，新上来的王朝都不会一直善待他们，因为有新的阶级要挤占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必须遭遇清洗。

大明在，燕山官员和官学官员的利益才会在。

所以燕山官员的贪污桉子里，他们大多都是利用陋规来得到违法收入。

哪怕是同样倒卖赈灾粮食，燕山官员最少还能保住灾民活着，而旧体系的贪官却不在意。

这不能说燕山贪官好，而是说明他们受的教育，实际上是影响着他们的。

朱由检要倒“士绅”，哪怕倒了之后又崛起新的，但最少他曾经做过这件事，对他而言，他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