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灾难之前，四川成都平原是中国地区一个最靠北的最发达的农业区域和文明区域，这里已经建立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商贸繁荣的古蜀国，三星堆等文化遗址挖掘成果证明，古蜀国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文明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

在这场灾难突然袭来时，松潘高原及秦岭以北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成群结队地翻山越岭进入四川盆地，由此引发北方农牧民集团与古蜀国集团等本地势力的战争，最终以北方游牧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取得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华夏民族为了统治蜀国故地，以及开发小冰河冰河期过后其他地区广袤的适合发展经济和殖民的土地，建立更加强大的帝国，因此华夏民族联合众多民族，进行重大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废除神权，树立王权；废除母权，树立父权；废除古蜀国本来宗教教义及仪式、神灵体系、庙宇及偶像等，将古蜀国的本来宗教彻底清除，一切宗教活动从简，在民间的宗教活动只保留婚丧、占卜、解吉凶等宗教活动。他们淡化和藐视神灵的力量和作用，强调人的能力和作用，鼓吹造化由人、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等解放人力和生产力的观念。这些社会改革及思想发展，为华夏民族成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主体民族奠定了基础。

经过华夏民族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后，萨满教、湿婆教等古老宗教的在中国已经看不到原来的影子，而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神道教获得了蓬勃发展。

随后，中国进入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朝代的社会精英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华夏民族，这个时代从公元前2100（即距今4100年前）至公元前256年（即距今2256年），期间跨度1850年左右，由于这段历史时间跨度很长，而且遗留至今历史文献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有限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发现，来整理和推演这段历史。

夏朝的历史文献表明，夏朝的主要功绩是落实宗教改革和社会改变的成果，通过治理水患，开疆扩土，发展农业生产和殖民，将其他民族融入华夏民族的范畴，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华夏民族征服了长江流域地区、黄河流域地区，奠定了华夏帝国的基本版图。

根据文献记载，商朝是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朝代，商朝统治区域主要长江以南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包括今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北、山西和山东等地区。

商朝面临严重问题是，处理华夏民族即南方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纠纷、竞争和战争问题。为了防止和打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商朝的精英阶层需要联合和资助陕西地区的羌族、氐族、匈奴族等军阀大族，抵御来至西北地区的敌人；需要联合中国北方的北狄族、鲜卑族等北方民族，抵御来至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北面的游牧民族入侵。这两条战线使商朝精英和人民疲于奔命，耗尽国力。最终商朝被兴起于陕西秦川地区的军事集团即周国击败，并取而代之，周朝应运而为。

在这三个朝代中，周朝的历史文献是最多的，根据历史文献描述，周朝采用分封世袭制，将国家土地分给贵族及有功之臣，实行仁政，本国人民和境外人民一律采用怀柔政策，开放本国人民和境外人民商贸和文化交流，开放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和混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矛盾和敌视，商朝因此应得了发展文化和经济的时间和空间。

在文化方面，周朝发展和成熟了易经，《周易》是《易经》的封顶之作，为中国哲学和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周朝的朝廷组织系统、管理制度和法律非常完备和实用，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周朝建立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成为中国文化重要基础，她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周朝的思想成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居功至伟！

但是，分封制导致宗族、门阀和军阀势力的兴起，导致朝廷被架空，国家分裂。之后周朝之地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222年），经历共550年的纷争和动乱。

在这段时间里，华夏民族经历思想和精神上的折磨阵痛，华夏精英阶层一直在思考和实践救国救民的理论和措施，由此推动诸子百家思想产生和形成，这个阶段产生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伟大思想，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过去、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