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见面分一半，唐人在这笔钱中直接支走了三百万两。而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置喙，因为枪杆子在人家手里，甚至报给嘉庆的数目也只是三百多万两。

不过这也足够嘉庆大怒了，他早就知道乾隆朝官场贪腐严重，可是连续国泰案和甘肃冒赈案，都震惊了嘉庆。这个国家不知道有多少钱是流入了不该流入的口袋。

唐人在攻入北京城的时候，把京城的满人全部和汉人大官们都吵了家，一些看起来清正廉洁的，家产都有数百万两。嘉庆没法掌握确切的数字，但是知道唐人光运输这些财物，就前后用了一个周时间。

嘉庆在朝廷财政紧张的状况下，也终于把注意打到了官员们的头上。都察院开始大范围调查官员的廉洁问题，甚至唐人还提供了不少资料。一旦查出问题，抄家追赃，一时之间，嘉庆把官场搞得天翻地覆，仅仅是抄家抄出来的，就多达700万两白银之巨。也算缓解了朝廷财政的燃眉之急。

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多是地方官，满汉全有。主要也是京城在去年已经被唐人洗劫过了，捞不出什么油水了。

倒是，原本在新朝廷建立后，大规模开始卖官鬻爵，而付出了大量金钱的捐官们，无不是希望靠着贪污收回成本，可是嘉庆来了这么一出，甚至有些官员椅子还没坐热的，立即就被抄了家。不仅什么没赚到，还被下了大狱，连家产都没了。

这自然导致之后人们的捐官热情受挫，朝廷捐官的收入大幅降低，不过嘉庆抄家拿的钱更多。

另外对于清廷算是比较惊喜的是，虽然在唐人逼迫下采用的新官僚体系增大了几倍的官员队伍，但是总体支出却没什么变化。行政效率却增加了不少。

从小吏摇身一变成为官员的群体，工作热情比较高。新体制下，能被操作了金钱变少了。这影响了官员们的收入，但又不能说是不合理。公务的支出由朝廷负担，而取消养廉银，这让朝廷的每一分钱都有出入记录。

虽然一开始有抗拒成分，但嘉庆和很多官员都认识到了这套制度的优越所在。而对于大唐来说，帮助清国变换制度，不是为了发善心。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能够更方便的剪羊毛，之后接收的时候，也少了更多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