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真正是感慨了！

参加过轩军阅兵——为腓特烈王储伉俪举办的那次阅兵——的王公重臣，不仅仅曾国藩，还有钟王、文祥、钱鼎铭，钟王不必说了，钱鼎铭是关卓凡的私人，也不必说了，说说文祥吧！

文祥之所见所闻，与曾国藩无二，但在关卓凡向包括他在内的大军机们详细譬解何以放弃沱灢、升龙之前，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诱敌深入”；而在关卓凡譬解之后，几位大军机——包括文祥在内——虽然都表示理解，可是，并没有一个人如曾国藩般，表现出对“诱敌深入”的策略的成功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完胜抱有坚定的信心。

关卓凡能够感觉到，政府中枢——其中包括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多多少少感染了弥漫朝野的悲观情绪。

“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最坚定的信心”，并不能划等号。

这就是前文说的——“甚至在军机处内部，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

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有“疑惑”，还是能够理解的。

曹毓瑛虽是兵部尚书，许庚身虽以“知兵”著名，但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文臣，没有任何行伍经验，这方面，曹、许两位，其实还不如郭嵩焘——郭也是地地道道的文臣，不过，好歹在曾国藩的幕中干过一阵子，勉强算是“曾历戎行”。

最关键的是，因为前文述及的“潜规则”，曹、许、郭虽同为关卓凡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同轩军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这方面，曹、许尤其之少，郭嵩焘稍多一些，不过，也只关后勤、资金，不涉军事，因此，他们三人，对于轩军的战力，其实是缺乏感性认识的。

这个“感性认识”，几个大军机中，惟文祥才有——除了实战，大规模的阅兵、演习，是对一支军队的战力最全面、最直接的检验了。

另外，文祥不是单纯的文臣，他不但正经练过兵，还正经带过兵、打过仗——神机营为文祥手创，并在其率领下，出关清剿马贼。

当然，清剿马贼和敉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这就是文、曾之差距所在？

或许，不好说“差距”——

说“差异”，或许，更加准确些？

那么，文、曾之“差异”，又何在呢？

另外，说归说，曾国藩对于轩军战力的信心，是否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几乎是“毫无保留”了；对于法国，是否又真的会出之以轻蔑，关卓凡还是“有所保留”的。

毕竟，仅仅只看了一次阅兵；毕竟，法国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强国。

毕竟，不论为人处事，还是领兵作战，“谨慎”，都是曾国藩的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关卓凡认为，赵烈文如是说——曾国藩如是说，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修辞手法”——就像曾国藩亲笔信中的“扼腕”、“抵掌”、“击案”、“无以自已”什么的。

或许，曾国藩对轩军的信心，其实未足十分，但是，八、九分的信心，却一定要将之说成十分甚至十二分。

这当然不是为了拍关卓凡的马屁——前头说了，“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干系的。

“修辞手法”的目的非常明白：在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形下，破除愁云惨雾，为关卓凡鼓劲、打气。

真正是——

可感，可感！

还有，曾国藩清清楚楚的点出了“北宁”、“山西”这两个首当法军之必冲的战略要地——

越南的地理和战局，可不是哪个都搞的明白的，言路上，许多人慷慨激昂，但对越南的实际情形，却是一头雾水，说的话，上的折子，虚头巴脑，不着边际。

曾国藩一语即切中肯綮，说明：他虽然“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私下底，必扎扎实实的做了许多的关于越南的功课；而其眼光之锐利，判断之精准，更远非一般翰詹科道之可及。

他对关卓凡的关切、支持、鼓励，不是玩儿虚的，是实实在在的。

“来，惠甫！”关卓凡一只手举起酒杯，直直的伸了出来，“咱们再浮一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