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石翁那里，他也交代的过去。石翁的想法他很清楚，冲击凤凰山庄，烧丝厂，砸住宅都是假――石翁甚至很明确的告诉曹光九，丝厂之类的只要象征性的破坏一下就可以，千万不要付之一炬，至于山上的宅邸也尽量不要破坏。反倒是大家都觉得不要紧的慈惠堂才是攻击的重点：石翁的目的是最大程度的造成流血――所以还策划了火烧慈惠堂的行动。

只要死得人多，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缙绅们也会即刻和他划清界限，不管他背后的靠山有多强大，亦不会替他出头，他赵引弓也就不可能在杭州继续立足下去。石翁的主子打得就是这个主意。

事成之后，他郝元还能不能继续为石翁“效劳”，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郝元对这些缙绅大户有着清醒的认识。

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大屠杀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马尼拉作为一家缙绅的代理商经商，当时已有风声说西班牙人即将对华人不利，他父亲回国结账交款的时候禀明东主，想结束马尼拉的生意，却被对方严词拒绝，只能重返马尼拉，结果在1603年的马尼拉屠杀中全家被杀，连尸身都找不到。

郝元当时还在襁褓之中，混乱中被他的土人保姆带到多明我会的教堂内避难，躲过一劫。后来被教堂收养直到成年。

虽然受欧洲传教士的教育长大，郝元也受了洗礼。接受了多年的宗教神学教育。但是他却没有象其他被教会养育长大的孤儿那样笃信教义。多明我会的神父，抱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回到中国传教的目的，请了一个中国读书人。让他在西班牙语之外又学会了自己的母语。

因为土人保姆的关系，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凶残跋扈，他耳渲目染了许多，对教会的正义第一次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既然西班牙国王是受教皇的承认，统治半个地球的“天主教国王”，那么他们如此凶残贪婪的作为，哪里还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有品质呢？

这些从卡斯蒂利亚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不但毫无“拯救迷途的羔羊”的觉悟。反倒把奴役、剥削和掠夺视为理所当然，这样的人也配作为“主的信徒”吗？

已经成为多明我会见习修士的郝元在虔诚的教士生活背后，怀疑的种子不可遏制的生长着。他需要更多的知识来回答自己的疑惑。教会的藏书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他甚至冒着被革除教门，送交西班牙人也闻风色变宗教裁判所的危险，潜入过教会的**图书馆，如饥似渴的阅读那些从捕获的英国、荷兰船上收缴来得和企图潜入西班牙殖民地传教的“异端”手中缴获的“**”。

“**”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摧毁了他的信仰。郝元变得更加“虔诚”了――这是内心的恐惧做出的竭力掩饰。没人料到。这个虔诚的华人见习教士已经成了马尼拉最大的一个异端。

终于到了**也难以满足他的地步――殖民地教会的藏书是有限的，虽然以他身份，可以很方便的出入马尼拉的达官贵人，富商豪门的官邸，但是这些人都是怀着发财冒着生命危险来这里的，自然也不会带着大量的藏书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他的图书来源。

马尼拉当时已经有了采用“德国式”印刷的作坊，但是这个作坊主要为总督服务。印刷各种条令、公告和法律文书，即使印刷一些书籍也是《圣经》、《航海指南》之类的大众读物。找不到他需要的书籍。

借助教会的力量和他的修士身份，他能随意前往华人和土著的生活区活动。他开始以传教的名义出入涧内，悄悄的搜集书籍，悄悄的带回自己的静室阅读。这些书籍让他重新接触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他对这个从未谋面的父母之邦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在传教士和土人保姆的口中，中国就是一个充满了阳光和黄金的理想国度。

然而在涧内中国区的活动，很快就让他的这种幻想破灭了。从马尼拉生活的华人口中他知道这个叫做“大明”的父母之邦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乌托邦”――他已经在教会的**图书馆中悄悄的看过这部从英国商人手中没收来得书――涧内中国区虽然在1603年遭到了炮击、焚烧和屠杀，二万人被杀，“河水为赤”，但是这里很快又繁荣起来，源源不断的中国移民重新来到这个对他们并不友好的地方，涧内的人口甚至比大屠杀之前更多。

郝元很快发现，那些为了发财来到此地的人并不多，很多人是被逼无奈的出洋讨生活而已。来到马尼拉做得也是卑微辛苦的工作，所得不过是糊口而已。

“不下南洋就过不下去了。”这是他一直听到的一句话。

虽然郝元早就知道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统治者从来不会仁慈。但是这么多百姓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来到一个只知道从他们头上盘剥，还充满敌意，随时用大炮对准他们栖身的居住区的政权的治下忍受歧视和不公，勉勉强强的讨生活，这大明还是一个传教士口中的“黄金国度”么？

他从新来的移民口中知道了许多大明的事情：皇朝的更迭，党争的变幻，频繁的灾害，苛重的税役，凶狠的官吏……

“活不下去了。”老百姓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