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大人！”徐显明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下官一定抓紧，一定要让他们把吃下去的财物吐出来！”
“显明，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了！”刘成叹了口气：“我哪里是为了钱财？现在城都是我的了，外面是十万大军，要他们的性命都不过是举手之劳，何况是财物？我要的是大义，明白吗？天子被奸臣蒙蔽，他们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我刘成领边军入京，诛杀奸臣，彰显其恶行，大白于天下。钱我要，大义我也要！记住，可以用刑，但不许打死了，口供笔录都编成册子送上来，人我要留着明正典刑！”
“是，是！”徐显明这才明白过来，他想了想低声道：“大人，您也知道亏空和漕仓盘根错节，牵涉极广，这个要是动起手来，恐怕不好收场呀！”
“哈哈，怎么，你怕了？”刘成笑道。
“是有些怕了！”徐显明苦笑道：“大人，像这等事上面可以捅到皇亲国戚、下面则是数十万漕军。大明两百多年来也不是没有人想在这方面下手，可结果都是不了了之，有的连自己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属下能吃几碗干饭心里还是有数的，如何敢趟这摊浑水！”
“显明呀显明，你当真是糊涂了！”刘成笑道：“盘根错节如何，牵涉极广又如何？我刘成一没有亲戚宗族，二没有同年座师，找个媳妇还是个蒙古鞑子，两个义子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女真人。一个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说这些人托门子能托到我门下来？大明两百多年来没人能对付的了他们是因为他们还想在大明这口锅里面捞吃的，我刘成连这口锅都要砸了，你还怕什么？你尽管放手去做，有十几万大军给你撑腰，我就盼着有人起来闹事，辽东那边修路、挖矿、建设港口、筑坝缺人的很呢！”
徐显明听出刘成话里杀气腾腾，禁不住打了个寒颤，下意识的低下了头，应道：“是，是，属下立刻去办！”
刘成如何看不出徐显明的胆怯，站起身来轻轻的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低声道：“要做大事，就不要怕死人。这些城狐社鼠，几百年来做了多少坏事？若不是他们，大明的天下又怎么会到今日这般田地？难道你忘了当初在陕西那千千万万的饥民吗？朝廷才拿出多少钱粮来救济？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是的，今日杀了他们会有人骂我们，但就算有人骂，有些事情也必须做，有些人也必须杀，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便是了！”
徐显明听到刘成提起当初陕西饥荒的旧事，眼圈不由得一红，低声道：“陕西的事情，属下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闭眼，当时的情景便浮现在眼前。大人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手软的！”说到这里，徐显明便向刘成躬身行礼，转身便向外走去。走廊的地板上传来通通的脚步声，显然他此时的情绪十分激动。
刘成走出门口，看着部下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叹了口气。作为一个由后世而来的穿越者，他这么做的用意自然要比方才和部下说的要深远的多。自从隋炀帝开始推行科举制开始，科举制度在古代中国这片沃土上便茁壮成长，制度越发完备、公平，选拔出来的官员在整个政治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从一开始只不过是皇权用于招揽英雄，制衡勋贵士族的工具逐渐成为了封建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到了宋代中期，与科举制度而产生的庶族地主阶层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勋贵、士族，成为了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必须在承认与保护庶族地主阶层利益的前提下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即“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毫无疑问，相对于科举制兴盛之前的察举、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等选拔官吏的制度来说，科举制度是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的，选拔标准的客观性、公平性、广泛性等等都有利于从皇权能够从最大的范围内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填补官僚队伍，并保持统治阶层一定程度的新陈代谢以确保整个阶层的活力，统治给予下层庶族地主中优秀人才一定的上升通道，获得其支持，同时防止其由于绝望而投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形成对封建国家的更大威胁。也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这些优越性，虽然期间有反复，士大夫阶层才能逐渐压倒勋贵、外戚、宦官等其他集团，成为封建国家统治阶层的主流、皇权的最重要基础。
很多现代人将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近代的公务员制度相提并论，并认为英国人正是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中获得启发才建立了近代政府公务员制度。但如果将两者稍一比较，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近代的公务员制度产生的是政府的官吏，而科举制度虽然也有选拔官员的功能（通常不产生小吏），但实际上最主要的功能是产生统治阶级的成员。在公务员制度下，一个通过考试的成功者除非担任具体的职位，否则他将不会有任何权力，与普通人并无任何区别；但在科举制度下，即便只是通过最底层的考试成为一名生员，这个幸运儿就可以获得若干的权利：自己和家人都无需参加政府征发的劳役，自己名下的一定数量的土地获得免税权，在被剥夺生员身份前无需不会遭到肉刑、囚禁等惩罚，在司法审判中获得若干优势等等。而且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即便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
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就被立即跃升于众人之上，相对于他的邻人，他将在各方面都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而这些特权是被整个社会所承认并由国家暴力予以保护的。实际上科举产生的是贵族，只不过这种贵族并非通过血缘产生，而是通过考试，而且无法传承给下一代。如果说在科举制度的开始贵族的色彩还不那么浓的话，但随着从宋代开始“官吏分离”这一现象的出现，具体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的由吏员和幕僚承担，而科举产生的官员则轻松的坐而论道，科举制度中的贵族色彩也愈来愈重了。哪怕一个举人、进士赋闲在家，他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参与政事，分享利益；而在职的官员甚至无法违逆地方缙绅的意志。到了明代，许多士大夫考取功名后却不愿为官，宁可留在家乡凭借自己的特权过着闲暇奢靡的生活。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一个迈入统治阶级的通行证而非选拔官员的渠道。这一阶层的力量是如此的大，以至于甚至可以超越国家——明代灭亡后，新生的满清政权承认了前朝士子们的身份，并从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官员，也正是在获得了汉人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承认后，满清才能入主中原，建立新的帝国。
但正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科举制度在明代达到自己的顶峰，也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一制度的得益者从国家获得各种各样的特权，却拒绝承担统治阶级应尽的义务。的确，相对于过去的各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是有其优越性的，这也是士大夫集团在与勋贵、宦官、外戚、宗室统治阶级内部小集团的斗争中无往不胜的原因，但这一胜利越是彻底，越是巨大，封建国家本身也越是衰弱，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已经不存在别的集团能够制衡士大夫集团，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代表皇权虽然竭尽一切努力来限制士大夫集团的无限膨胀，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刀刃总是削不到刀把的。这也是为什么满清明明在诸多制度上相对于明代是倒退的，偏偏却能达到封建国家的顶峰——作为一个异族政权，皇权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利用满蒙勋贵集团与汉族的异质性来制衡汉族士大夫集团，从而限制其特权的无限制膨胀，而当这一平衡被打破，满清的灭亡也就是倒计时了。历史就是这样，并不是简单的越是进步就越好，很多时候上前一大步，总是要后退一小步，否则就会扯到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