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瑞春当上了百骑司的大都督之后，李治的耳目明显清明了很多。

被砍头的左春也不是不忠诚，只是在百骑司大都督的位置上待久了之后，难免会生出很多人情世故来，有时候，这些人情世故是在工作中与人结交的，有一些，则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交易，时间长久了之后，这种事越来越多，最后就让百骑司作为皇帝耳目来说，就没有那么灵敏了。

人情世故对于百骑司这样的单位来说，就是耳屎，眼屎一类的污物，虽然不至于让人耳聋眼瞎，终究会有一些妨碍。

李治对于百骑司的整顿其实早就开始了，到了最后，左春等一干百骑司高层反倒成了阻碍，因此上，李治就让瑞春杀了左春取而代之。

目的很明显，他就是想要让瑞春这个左春的徒弟明白一件事，百骑司只能听命于皇帝，也只能由皇帝这么一个主人。

杀掉左春仅仅是瑞春杀人的开端，左春死后，百骑司又相继死了六位位高权重的都督，其中就包括长安都督任相。

现在的长安没人知道百骑司的都督是谁，就像此时的长安真正管理长安的人是长安县，万年县的两位主簿。

云初跟温柔离开长安之后，长安就对皇帝来说就属于不设防的地带，如果皇帝这个时候觉得云初，温柔两人有什么不妥的话，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对两县的官员做一些调整。

结果，皇帝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这也就预示着长安，万年两县依旧是大唐皇帝属下的县，这里的官员唯一效忠的对象就是大唐皇帝。

如果非要说这两县跟其余地方有什么不同的话，最明显的地方便在于清正廉洁。

然而皇帝对长安，万年两县的清正廉洁之名本就在预料之中，所以，就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两县的施政方法，以及施政效率上了。

结果，他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长安，万年两县在这两方面堪称大唐州县之表率。

皇帝接下来自然是要深入了解一下的，然后，他就从百骑司得到了一整套长安，万年两县的施政方针，方法，以及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其中，记录之详细，检讨之认真，应对之绝妙，在李治眼中已经近乎于道。

一般情况下，文人做学问才会进行如此繁复的记录，反省，没想到，云初，温柔在治理地方的时候，以做学问的态度来面对整个长安的治理工作。

就是因为施政过于小心，过于繁复，李治才果断地将云初从自己构建的野心家名单上去除了，因为，这样做事情的人，就不可能造反，更不可能是一个隐藏的野心家。

治理一个长安城，就足够消耗掉云初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哪里还有多余的心情去谋逆作乱？

皇后自然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在衡量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就推定此人有罪，然后，再考虑这个人是不是被冤枉了，这一点从她执掌大权之后的行为就能看出来，就连狄仁杰这样的家伙也被弄进监牢，面对酷吏直接承认人家拟定的罪行，然后再求脱困之法。

由此可见，武媚眼中没好人。

不过，从她成长的环境就能看出来，她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基本上没遇过什么好人。

在满是恶人，恶意的环境里长大，自然诞生出类似荀子对人性的结论——性本恶！

唐人对于道的追求是近乎苛刻的，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道，都愿意为自己的道殉葬。

在李治眼中，云初追求的就是类似商鞅一样的富国强兵之道，只不过，云初充分的吸取了商鞅的教训，不仅仅跟他这个当朝皇帝搞好关系，还主动为皇朝培养下一代君主。

唯有如此，他在长安施行的道，才能延续下去，不至于像商鞅一样在秦孝公死后，立刻就被秦惠王诬陷谋反，死后还被五牛分尸，身死道消。

有那么一阵子，李治甚至觉得自己便是云初的知己，这个世上，或许唯有他才明白云初为何会对高官厚禄不屑一顾。

越是这样想，云初的形象在他眼中就变得更加辉煌。

现如今，大唐威加海内外，王朝已经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是他这个皇帝也应为再无参照物可供他参考的时候，云初的陡然出现，对于李治来说，多少有一点宿命的意思。

“你盯着他就是了，但是呢，不要去试图影响他做事，只要是做事，不论好坏，都不要去干涉他，在治理一道上，大唐没有比他更加高明的人了，包括，你我。

就算是错的，也要包容，他如今走在所有人最前面探路呢，一时失手掉进陷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大唐为了前路，必须付出的代价。”

李治思考了良久之后，才对武媚嘱咐了一番。

武媚有些羞恼的道：“他要是谋反呢？”

李治撇撇嘴道：“长安城里有半数的十六卫人马，长安城连城墙都拆了，长安城里有为数多达千人的百骑司密探，长安城里还住着我大唐六成以上的名臣宿将，更不要说长安城里的官员都是朕亲自派遣的……所以啊，在云初没有将他的马槊指向你我之前，别相信什么谋反之类的屁话。

如果他云初能在这种环境下起兵谋反，朕只能说，大唐早就人心尽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