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边，朝廷和蒙古人搞边贸合作，可总赊账，你要钱就砍你。对外贸易就不用说了，海禁，你出不去，出去了就是倭寇，杀光。但你还是经不住利润的诱惑，好不容易走一私回来攒点钱，没被逮着，发了财，上下打点好，还出去找死干嘛？人有钱了，命也值钱了，就不出去卖命了。

在大明，国内最赚钱的是卖盐，可你得从国家那买盐引，大头还是国家拿着。贩粮？运茶？卖丝？制瓷？国家不参股你卖的了么？最后算来算去在这个国家投资赚钱，或者说大官僚，士大夫阶层在赚钱，走到最后，也是走到当官的路上去，当官的人一旦跟钱挂钩，就不用想社会发展了，这也是华皇严厉禁止官员做生意，或者发现官员以及官员的直系亲属，跟做生意相互挂钩，都会被制裁的原因。

最安全的方法才是利润最高的。而最安全的投资渠道，无一不是农业经济，再加上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以及政治风险。所以到封建制度的强盛时期，只能买房买地科举当官，于是商业资本最终回归土地，以末养本。商人阶层最终转化为了大地主，反而巩固了农业社会的旧秩序。至于外国蛮夷你也少来，不是朝贡使不说，还想跟天朝谈平等贸易，简直是蹬鼻子上脸，当时的洋人又打不过明朝，只能和沿海走一私商人们愉快地做起生意，朝廷也管不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为了解决福建人民的生活问题，开了个月港允许福建进行对外贸易，墨西哥的白银就通过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但最终还是被换做田产，或被埋入地下，或被做成工艺品。

而在欧洲，由于国家林立，又没有人能真正自给自足，因此有着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活跃的贸易需求不断刺激着商业发展，西班牙土豪从美洲拉来黄金，用来买英国乡巴佬织的布，荷兰中间商从中贩运，资本的流入最终刺激了各国商业的发展，而发展又带来了更大的需求，新的需求又为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这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帝国所不具备的，没有需求，何来发展？

再说掠夺，如果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要么对内掠夺农民，要么对外掠夺原住民。这两者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渴望财富的市场的呼唤！

前者为了扩大生产，然后赚资本，后者就是直接抢资本，抢了以后再投资再赚再抢，由于身边还有小伙伴再抢，那你就必须更加把劲儿地去抢。

而明朝这样一个静态的农业帝国，既富有，又缺乏内外竞争，根本没有出去掠夺的动机，国家的主要义务是赈灾和保持小农不要破产，社会和谐了，就好，投机倒把的事，不要搞。所以，没有市场需求的支持和对私人资本的保护，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最终只能回归农业。更谈不上原始积累。

从政策上讲，资本主义的的发展是需要国家配合的，英荷都鼓励商业发展，以及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资本的增殖，为了扩大生产而迫使农民破产，以提供自由劳动力，政府通过税收从私人资本的增殖中受益。

而这在明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国家税收几乎完全依靠田赋和人头税，其税源主要来自自耕农，也就是小农们！他们是真正的国本，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利润在明代这样量级的国家面前，是十分逊色的，其所提供的利益无法让政府提起兴趣，而商业的发达必然带动人口的流动，以及税收和管理的困难，这都是动摇农业国家根基的事情，再加上商业所带来的对自由的需求，更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国家之大忌。更何况明朝的经济政策即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都是保守而消极的。

这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平均主义：因为对蒙古统治的厌恶与反动，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打算“恢复中华”，他期待国家回到蒙古人的腥膻污染前的状况，于是他就着手恢复到古代的理想社会去，在经济上的表现非常消极，他为了维护农业社会的和谐稳定，割苏杭商业发达地区的肉，去填不发达地区的坑，为的就是保持整个国家发展的平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的就是不平衡，让资本和劳动力集中于一处，但在明代这种国策的干涉下，这一切基本都是妄想。

二是放弃对经济秩序的管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金融管理的消极，主要体现在铸币方面，明代的铸币量和宋代相比是极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缺铜，明初发行纸币失败以后，大明朝就对金融撒手不管了，以致于在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地方税收又回归到了实物缴纳的状态，而这对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再者，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之下，政治正确的做法始终是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是商人，国家工作重心始终是以小农利益的为中心的，打击大地主，增加佃农，使耕者有其田这样的仁政才是古代衡量一个朝廷的统治是否成功的标准，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敌。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条件是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这在明朝确实也出现了，因为明朝的统治在传统政治看来是失败的。朱八八的复古主义分封了一大批只许吃饭，不许干活儿的藩王，再加上官僚阶层的各种特权，培养了一大片大地主和失地农民，这些没有土地的人和英国圈地运动中形成自由劳动力是一致的，都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称呼这些人，在明朝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流民。而最终大明朝亦是被这些人推翻的。

为何同样的自由劳动力在英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明朝却推翻了一个帝国呢？区别就在于经济结构的不同，英国人为了贸易利润扩大生产，对自由劳动力有需求，这些需求就消化了他们，把他们转化为了产业工人。而明朝由于前面说的种种原因，根本不存在消化这些多出来没事干的劳动力的产业，最终只能被流民埋葬。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朝缺乏与商业发展相匹配的金融制度，由于贵金属缺乏，中国很难稳定地为市场供应货币，直到纸币发明，政府由于缺乏金融知识，滥发纸币导致货币信用破产，最终放弃了货币政策。

因此民间自发使用的货币替代物便出现了，那就是白银。然而白银并不是货币，它本身不具备完整的货币属性。白银并非抽象的符号，没有币值概念，白银作为通货本质依旧是以物易物，不需要政权的认证和信用担保，这和铜钱的性质相去甚远。也正因为此，政府无法通过货币政策干预市场，而明代落后的财政制度由使得它难以有效地从民间财富中获得税源，财政危机成为常态，故而只能通过加税进一步掠夺农民，激化社会矛盾。

清代通过购买日本铜矿发行铜钱的做法缓解了这一问题，但始终无法解决缺乏贵金属的天然缺陷。最后，明朝太大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无论怎么发展，在庞大的农业经济面前都是个小不点，很难消化巨大的自由劳动力，产业升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从这些劳动力手中夺取生产资料的速率是不平衡的，因此这个社会要么在转型中崩溃，要么新的经济因素在转型中枯萎，对于明朝而言，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后者，因为其连资本主义存活的土壤都还不具备。

即便在华皇穿越而来的二十一世纪，不少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依旧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搞城乡二元化来避免社会的动荡。

而太大了的的另一个坏处是，在东亚没有人能够和它竞争，任何文明的进步都是在竞争与交流的过程中实现的，宋代之所以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就与其始终面临着北方的强大压力有关，而且其对手不是明朝面对的鞑靼瓦剌那样的落后文明，而是不逊于他的辽与金，这种良性的竞争秩序是宋朝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明朝不具备的，在一个地域完全被纳入一个势力，一种文化，一种模式之下时，其发展必然会走上固步自封的桎梏。

于是，明朝和清朝再发展也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地。

清代能战胜明代，不是因为所谓自恃冷兵器，而正好相反，是因为其在火器的发展和应用持平或者超越了明代。在明军凭城用炮的策略之下，清军是难以突破明军防线的，但是由于明朝编练的西式新军登州火器营叛变投降清朝之后，满人也组建了自己专业的火器部队“乌镇超哈”。

正是凭借火炮的威力才能够突破明军的防御，尤其是在进攻南明的作战中，火炮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江阴一战，清军就是靠火炮数百门轰开了江阴城。

而入关以后，清军的火器发展亦在明代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至雍正朝，鸟枪在南方的配备率已经过半，并且取代了明代杂乱的火器系统，统一了制式。

至于乾隆朝的各处征战，火炮与火枪的应用已经十分频繁，相比于明朝扔停留在各种火器杂乱，无组织无战法的应用，无疑是进步的，这也是为啥满清对于马噶尔尼展示火器，不屑一顾的原因。

因为清代规定火器部队每月都要进行定期演练。

清代的火器发展与欧洲相比自然是落后与停滞的，因为当时清国周围几乎没有敌人，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没有了必要，没有需求，就没有发展，这和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曾出现亦是一个道理。

但是正因为这样，通过不停的在大清末期学习，并且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华国的萌总裁的想法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