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核心区不受清军威胁，核心区的百姓也绝对不能受到太平军的侵犯。而边缘区内的势力必须接受太平军的指挥（主要为新附兵），太平军可以默认边缘区自主征粮征税，打太平军的旗号，在清军进犯时也提供保护，前提就是边缘区的势力必须向太平军交纳一定钱粮。同时，太平军也会约束边缘区势力对当地百姓进行保护，而不是一昧杀戮抢掠。

太平军要马上建立和友军区的联系，同时也要和那些中立区的势力达成一定程度意向，只要中立区的势力没有明确倒向满清，太平军就不会对对方用兵。至于沦陷区，则是太平军今后用兵主要方向，对于沦陷区内的百姓，太平军原则上是不会杀害。

关于如何对沦陷区百姓这一点，周士相说得比较模糊，他准备将王应华的事情处理后，再和宋襄公他们好生商量一下日后在沦陷区用兵的注意事项。

周士相急于想得到俘虏的降官和读书人归顺，是因为他急需要这些人帮助他治理香山，构建太平军的文官系统。

周士相从来不认为武人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在他看来，一个完善的政权应该文武并重，文官既是武官，武官同样也是文官。文武的区别不应该只是看他管的是民还是军，而是应以识不识字，能不能看懂公文，能不能依制度办事，能不能就事发表自己的见解来区别。

一句话概括，周士相眼中的武人不过是不识字的提刀人，只要识字的提刀人都可称为文人，而不是这人当的是什么官，哪怕他只是个把总，只要他识字，看得懂上头发下的公文，那么他就是文官，而非是武官。

文官为帅，武官为相；文官能骑马拉弓，武官能提笔赋诗司，这看起来很荒谬，但事实上却是儒家教导的核心所在，六艺便是这理念的基础，出将入相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然而现实却是这个时代的武人大多不识字，识了字的，哪怕官至总兵，爵至王爷，在世人眼中也还是武官，而非是文官的一员。文贵武贱这种歪曲了儒家思想的理念几百年来大行其道，若不逢乱世，武人的地位卑下到令人无语。

周士相想要打破这种畸形的文武观，想要建立太平军的文武兼并政权，就必须要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人来帮助他构建这个政权，充任各级官吏。可问题是他的夹袋中没有这种人，或者说这种人少得可怜。

培养太平军的文武官员是未来太平军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和孙可望及当年的艾能奇便是张献忠在大西军中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尔今已然扛起大西军的重担，更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栋梁。如果孙可望没有异心，周士相相信这位大西军会盟的共主肯定在史书上的成就不下于李定国，毕竟孙可望才是张献忠的真正继承者，大西军真正的领袖！

周士相常感手下人才匮乏，尔今香山和太平军的一切都是他一手强行推动，尽管有宋襄公和廖瑞祥不遗余力的帮助，可实现起来还有困难重重，这其中的原因便是没有得力的基层官吏辅助。

光靠一个权力下乡的架构还不足以支撑起太平军在香山的发展，必须要有足够的官吏维持这个构架，并不断充实扩大下去，太平军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钱粮、人力供给，获得稳定的后方，才能在和清军的不断战斗中坚持到底。

教育培养这一块，周士相已经在做，但正如新会县衙仅有几个秀才在帮着廖瑞祥维持县衙运转一样，教育这一块也是步步艰，很难让教出来的学生达到令周士相满意的地步，更休说教员力量奇缺，教材奇缺。况且，香山县的教育不过年初才着手，等到那些学堂里的孩子真能成长起来，最少还要几年时间，在这几年，周士相就必须获得那些现成的文人来帮助。

俘虏的降官和读书人就是放在周士相嘴边上的宝藏，他不能因为对方的不肯归顺而将人杀了，他必须要让这些人替自己服务，哪怕他们不情愿也得让他们暂时低下头来为己所用。

周士相让徐应元把王应华提了过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