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议之后第三天，内阁把嘉靖皇帝确定的东南要职的人选传达六部，昭告天下，消息一出，京城哗然。

朝廷要在东南设立一个特殊的区域，将南直隶、浙江和福建三省划归一名总督之下，设立三省总督，将三省的军事大权全部赋予这名总督，并且在战时，出于战争需要，三省所有的地方官员包括巡抚，都必须要遵从总督的指令，为战争服务。

朝廷在九边种地设立总督是为了对抗蒙古人的需要，而东南向来属于内陆，不是战场，所以总督这个词语向来不会出现在东南官场，可是这个词语既然已经出现了，那就意味着，朝廷不会再对东南的情况视若无睹，不管不顾，得过且过了。

廷议的事情朝廷官员基本上都知道了，当然还有少部分低级官员并不知道，一些大佬没有将此事说明，现在大家全部都知道了，包括都察院还有科道言官们也纷纷都知道了此事，顿时舆论一片哗然，大家纷纷都对朝廷的这个举动表示震惊，但是绝大部分的舆论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东南倭患数十年，朝廷终于下定决心整治东南，这是一件好事。

唯独对东南设立三省总督，掌握三省军事大权，不少人表示忧虑，将这就宛如汉末州牧，唐末节度使一样，会不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大明已经有了一个沐王府，难道还想在东南也搞一个出来？

不过很快也有知情者出来透露，解读朝廷的圣旨，讲明在非战时，总督是没有干预地方政务之权的，只有处置军队负责打仗的权力，当然这个权力东南地方官员也不得过问和干预。

只有在战时，总督才有指挥地方官员为战争进行配合的权力，就算是这个权力，也不代表总督就可以为了战争而干预地方的政务，毕竟地方政务和战争的相关性不大，你总不能说某地收税的事情也能和打倭寇牵扯上关系吧？这是不明智的，总督也不会这样做，所以与其说是九边那些掌管军政大权的总督倒不如说是三省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个职权是被限制了，最大的限制，就是没有人事任免权和政务处置权，朝廷还设立了三省粮秣转运使为大军提供粮草，这就把粮草和后勤的权力握在手里，总督也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只能老老实实的打仗，大家不必担心。

科道言官在这种时候往往就是要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这种事情往往是没有好结果的，最后的结果要么是总督战败，作战不力被撤职查办，或者是贪污受贿等等被查办，或者是意图不轨等等被查办，再或者是打了胜仗让皇帝不放心被查办，总而言之，官儿做的越高，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个时候上书质疑，等事发了，就可以骄傲地说上一句——看！我当初怎么说来着！没人听我的啊！

为了避免成为事后诸葛亮与马后炮，科道言官也是蛮拼的。

然而他们的未雨绸缪也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这些人自己心里清楚朝廷要办事，还是要靠那些手里有真功夫的人，而不是他们这批嘴炮，他们存在的价值除了恶心恶心人之外，只有真正少部分人还是秉持自己的初心，不要命的弹劾那些真正的奸佞，如果这些人那么伟大的话，严嵩当政二十年，死掉的言官早就可以把北京城铺平了！

总而言之，朝廷的最高意志决定的事情，并不会被这些科道言官的无聊之语所改变，尤其是嘉靖皇帝这个极为厌恶言官的皇帝，更不会如此。

郑光和严讷还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大学士机要秘书，郑光老老实实的跑腿抄抄写写，严讷老老实实的写青词讨皇帝的欢心，徐渭和张居正还是庶吉士培训班的学员，每天跟着老师学习一些“将来会用到的东西”，羡慕着郑光已经早早的步入了权利枢纽，去学习真正的东西。

他们这三年是雷打不动的三年，是不能动弹的三年。

将要被授予官职的张经和聂豹纷纷抵达了北京城，先去吏部报备，再去面见皇帝，面授机宜，还有不少人前来巴结张经，似乎也有想得到一官半职的想法，但是很明显，张经这个“又臭又硬”的老石头是不会理睬他们的——刚来北京城三年，又臭又硬的老石头这个外号已经传遍官场。

很快，张经被正式授予三省总督一职，挂兵部尚书衔，一品大员，以苏州为驻地，前往就职。

聂豹被授予福建巡抚一职，挂兵部侍郎衔，以福州为驻地，前往就职。

这些并不让人觉得意外。

真正意外的是在后面，他们就职离开北京城的第三天，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初八，嘉靖皇帝通过内阁下诏，翰林院修撰、内阁司直郎郑光郑平之被授官浙江金华府义乌县知县，秩七品，着三日之内离开北京城前往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