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曼结束访英，回到柏林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树叶正在变绿。和同样被大萧条蹂躏的伦敦相比，这个城市的情况看起来要好一些，市面上的商店里多少有一点顾客，饭店和咖啡馆里面也不是空空如也。不过这座城市中弥漫的火药味也比伦敦要多，到处都是穿军服的人。德国国防军的扩充似乎缓和了德国的失业，从一月份到现在，有超过50万德国青年应征入伍，他们大多都是失业者——国防军的这次扩充也是减少失业的一个手段，所以优先招募失业者。

不过柏林街头这些穿军服的人并不都是国防军，还有许多是纳粹冲锋队的成员。他们是根据希特勒和赫斯曼达成的《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党卫队计划》，被从分散于各地的人民冲锋队中挑选出来的骨干精锐。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和另外一些国防军新兵一起，被集中到了波茨坦军营和措森军营，由国防军派出的军官进行训练。在休假的日子里，则成群结队到柏林城内来游览。花掉一些薪水，给柏林城内萧条的零售业和餐饮业带来些生意。

50万国防军新兵和10万武装党卫队战士加在一块儿，大约减少了60万失业者，让德国的失业大军人数骤然降低至200万左右。

但是这60万新兵需要开支的军饷，却是刚刚上台的纳粹党-祖国人民党联合政府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在1930年，德国的财政收入大约是96亿马克。比历史上当然好得太多。但是因为《凯恩斯计划》给德国政府带来的债务太多，德国政府实际上的财务状况比历史上强得有限。

《凯恩斯计划》到1930年还没有完全停止，德国仍然再向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支付煤炭、钢铁、飞机、汽车、机器等赔偿品——让政府承担了庞大的利息支持。德国政府为了购买《凯恩斯计划》所规定的赔偿品，发行了一百多亿面值的长期债券。到1930年虽然还不需要还本，但是却必须每年付息，仅在1930年度就支付了近10亿马克的利息。

同时，德国军队的规模，哪怕在重整军备之前，也比历史上要多至少一倍。每年的军费开支自然也多了将近5亿马克。

而德国的许多秘密战备项目是放在波罗的共和国境内进行的。这就使得波罗的防卫军的开支极大，是波罗的共和国无法负担的。因此德国政府自1925年起，就每年向波罗的共和国提供至少5亿马克的援助。

从1923年就开始正式施行的“战略物资储备计划”，渐渐也变成了个开销很大的项目——从1928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德合作的规模就进一步扩大。

每年输往苏联的技术和设备的价值都超过十五亿马克，由于采取了易货贸易的形势。从苏联输入德国的原材料（主要是石油、农作物、木材、锰矿砂、铜矿砂、铅锌矿、毛皮等）同样价值十几亿马克——由于大量的苏德合作项目合同都是在1928年（苏联一五起步之年）签订的，双方易货的结算价也在大萧条前敲定。

因此大萧条对苏德合作的影响并不大，德国的技术和机器设备仍然以大萧条前的“高价”卖给苏联，而苏联用来付账的各种资源也是按照大萧条前的定价。理论上两边都不吃亏，可是德国政府却成了“冤大头”。

原来苏联支付给德国原材料都是先交付给经济促进公司，然后一部分由经济促进公司根据长期销售合同交付给德国国内的公司，剩余部分不论多少。都由德国政府按照事先确定的合同价格兜底，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储存起来。

可是大萧条发生后，德国国内的原材料消费一年比一年少，许多和经济促进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公司无力执行合同，出现了大量的违约。德国政府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兜底，将大量的苏联原料储存，为此不仅要向经济促进公司支付大量资金，还要另外掏钱修建仓库。

另外。用易货贸易的方法输出机器设备和武器并不只存在于苏德之间。德国和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和暹罗等国间，同样存在着数量不等的易货合作。同样产生了许多让政府兜底的“坏账”。

而以上这些“额外”的开支加到一起，在1930年居然高达25亿马克，结果就让德国的财政情况比历史上的1930年代初好不了多少了。

现在突然多了60万新兵，每年光是“人事费”起码就要开销六七亿马克。如果考虑到装备、训练和重建海军、空军的巨额开销，德国政府的财政恐怕砸锅卖铁都应付不了。

所以在希特勒上台后的这些日子里面，各种压缩开支特别军费开支的呼声在议会和报纸上变得多见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