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是一门科学！

它是人类心理学殿堂中的皇冠，一个真正成功的肃反工作者必然是一个杰出的心理学家，充分掌握了人性的弱点，可以用简单的言语让一个人陷入绝望和崩溃，然后再用几句话就能让一个完全崩溃的人在心底升起那么一丝的希望……为了这点可以说是虚无缥缈的希望，有些人甚至可以在刑场上高呼刽子手万岁！

但是这样肃反心理学家，哪怕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也是凤毛麟角的。

实际上掌握了高深的肃反心理学的专家本身对苏维埃政权就是一个威胁，所以也必须及时对他们进行清洗，这样才能保证肃反工作牢牢掌握在慈父领袖手中。

所以到了1943年6月的时候，苏联国内肃反心理学家的数量并不多，而能够对一群全副武装的反GM家属兵兵和西伯利亚劳改兵进行肃反的高手就更是凤毛麟角，至少在国家安全二级政委（军衔）阿巴库莫夫同志手下，这样的人物几乎是没有的。

即便是贝利亚最信任的肃反界的天才阿巴库莫夫本人，也没有在一支不可靠的军队里面展开肃反的经验（有这种经验的人大部分是托洛茨基分子），他展现才华的地方只是苏联的经济部门，而且他也没有在劳改营系统工作过，对于那些在西伯利亚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劳改犯的心态缺乏了解。

而这种经验上的缺乏，对1943年6月的列宁格勒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在列宁格勒的“6月肃反”正式开始前，阿巴库莫夫就犯了第一个致命的错误——肃反的消息走漏，而且已经到了全城全军皆知的地步！

虽然库兹涅佐夫（他同样缺乏国内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阿巴库莫夫将之定性为“谣言”，但实际上那是严重的泄密！所谓“谣言”的来源很可能就是列宁格勒市W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列宁格勒的分部！

在列宁格勒被包围的那些日子里，也有一些列宁格勒城内的干部对GC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心，以为俄国女皇奥丽加很快就要回到忠于她的彼得格勒了……

如果国内革命斗争时代的政委们还在，他们一定不会忽视这个问题，更不会在自己的内部都存在巨大漏洞的时候去肃清军队中的敌人。而且他们也不会忽视现在列宁格勒的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西伯利亚劳改营出来的“老反动派”，这些受党教训多年的人，才肃反斗争最危险的敌人。

缺乏经验，对于肃反心理学的掌握也没到家，但是工作热情又高涨得有些过头的阿巴库莫夫在6月10日的市W扩大会议和随后的方面军党W会议（他也是方面军党W委员，是方面军反间谍处的负责人）后，就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肃反工作中去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内务部门的惯例，阿巴库莫夫立即就着急了方面军反间谍处下属的各集团军、军和师一级的反间谍处、特别处负责人，向他们下达了各自的肃反指标——包括审查的名额、进惩罚营的名额、逮捕的名额、审查后释放的名额（必须要有人被释放，这样才能让审查对象抱有侥幸心理）和被惩罚营释放的名额。

但是完全出乎阿巴库莫夫的预料，各项肃反指标刚刚下达，大规模的逮捕和审查工作还没有开始，消息就已经走漏了！

“该死的，又要抓人了！”

“消息可靠吗？”

“当然！军部和师部里面都传开了，20%的人要审，10%的人要抓，而且还成立了三人委员会，可以判死刑！”

“被抓的去哪儿？西伯利亚吗？”

“怎么可能？我们刚从那儿来！抓住就进惩罚营，绝对死路一条！”

“惩罚营？妈的，这下死定了……”

“死就死，大不了拼了！”

“拼？拿什么去拼？”

“枪！我们有枪！”

在列宁格勒南部前线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卡明斯基听到了自己的上司红军644团团长沃斯科波尼科中校提到了枪和拼了。

“现在咱们可不是工厂的干部，”胡子花白的沃斯科波尼科中校将一颗烟头丢在泥地上，然后拍了拍自己的佩枪，“咱们有枪了，而且……向南几公里就是俄罗斯！”

“现在就跑吗？”卡明斯基迟疑了一下。

现在当然可以跑，第644团是一线的炮灰团，出了前沿就是“真空区”，只要绕开苏军自己的雷区就能进入德军和俄军的控制区。如果不被德国人和白俄的狙击手打死，那么就能成功弃明投暗了。

在肃反的谣言传开之后，摆在一线的“炮灰部队”中就出现了很多起异常失踪。第644团也一样，几天之内就失踪了好几十，有些是列宁格勒人，也有一些是西伯利亚来的劳改兵。政治副团长伊万诺夫已经发了脾气，把下面的政治副营长和政治副连长臭骂了好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