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这玩意，看不见吃不到，但绝对有用的很。

但这个东西，需要的是稳定社会才能拥有。

后世的中国，一般开国，都会选择立国后在辽东位置，西南的中南半岛打一架，这自然是因为，那里就是中原力量可以辐射的极限，在当时的医疗、运输水平下，即使打下来，很快也会因为统治成本的巨大而丢失。

而这些地方，其实都堪称穷乡僻壤，如果没有科技加成，基本上就走不远。

而这两个地方，历来都堪称中国商人的梦魇之地，每年如果没有几个不明真相被忽悠过去投资的小商人被坑个倾家荡产，那简直太奇怪了。

究其根本，无论是越南还是南朝鲜，其地理封闭，原始丛林或者山地，将土地分割为一个个小地主土豪占据的领地，自然难以实行互相交换的商品经济。

这就是问题所在，凡是一个个小地主，小分封贵族组成的土地，必然面临一个个的税卡，税卡过后，就是一件价值1块钱的商品到达目的地后起码要要价20，还别嫌贵，这就是现实。

普鲁士号称数百小弟加盟，那都是被层出不穷的关税闹得头疼，而一个大国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在国内不许有阻碍交通的势力，政通人和，标准一致，才是正理。

越南缺乏商业精神，太正常了。

孙凯奇似乎并不着急。

他不急自然有人急。

郑家此时的国库已经几乎虚耗，在公私不分的情况下，国库就是家库，而花钱如流水，却没有多的进项的情况下，加税就是必然的了。

这个时代的加税，可不是“从个税15%加征到20%”就万事大吉的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最好就是享受的时候是无限权力，付出的时候是不负责义务，至于缴税……

任何的统治架构，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然后有调研层，有谋划层，有决策层，有执行层，最好这些层次都不要有关联，还得有效率去执行。

短短的几个月内，越南半岛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局势十分紧张，而几方势力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战火似乎一触即发。

不过在他们强硬对持的同时，在桌子底下的活动上进行着更为紧张密集的沟通、协商、周旋。

其实这时郑家双方都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郑准是希望对方归顺自己，这几天来兴奋异常，一方面狠狠操练毛瑟枪部队，以及与他的便宜女婿周旋结果，另一方面还要尽力的勾搭郑家内部的二五仔。

因为这几天来，河内一边在获得了一些不多的军火，还买到了一些火药后，也是蠢蠢欲动着一颗觊觎的心。

根本原因还是在制度，郑家明显的是家族企业，军头许多都是姓郑，而郑准被发现野心后，他表现出的强悍也很让人惊讶，因此自然有人想着，既然我打不过你，那我们一起干吧。

而这种动作下，最大的不同就是，乱了。

后世的时候，我们玩的战略游戏，实际上是非常虚假的，你可以看到真实的数据，这个官员的智力，忠诚度，那个将军的统御力武力忠诚度，而哪个市区那个州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灾害，也都一目了然。

但是实际上，端坐于宝座之上的人，是处于一个懵懂的情况下的。

没多少人可以真正了解自己朝廷有多少钱，因为钱是时刻动态的，没人了解自己朝廷有多少人，哪里有问题，一切的信息渠道都在官僚手里。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帝王都需要另一个消息平台的缘故。

对郑氏来说，问题也在于此，他们下发命令，让他们酌情征粮，意思自然是在不引起民变的情况下，找富户们多收一些，当然面子上是打着给遭了兵灾的百姓们筹集赈灾粮的。

但是对于啃食大树的蛀虫们来说，到底什么时候树才会倒却是个大问题，他们的本能就会让他们开始一直啃啊啃。

越南各方面都当的起小中华的意味，比起学习蒙古人好榜样搞四等人制度的朝鲜国，越南人倒是中国的很，也有自己的科举，但是呢……

好的不学坏的学的很溜。

一个知县的一应办公费用都要从他的薪俸中支出，笔墨纸砚、桌椅板凳、官衙维修，所以有官不修衙的说法，不过倒是避免了大肆扩建楼堂馆所，任用小舅子做包工头捞钱的举动了。

当官的绝对不会自己掏钱建设豪华办公楼、出差旅费，也就没有公费旅游，这还是小支出。大一些的有：幕僚书办、勤杂下人、轿夫保镖，这些人都要官员自己雇佣、供养的也避免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还有更大的支出：迎来送往、礼尚往来、孝敬上司、打点关节，对上官的冰敬、炭敬是规定，必须要拿出来的，只是没有规定数量。所以各级官员必须拼命的想着法的捞钱，地方官们有火耗，淋尖踢斛，设卡收税等。

每逢朝廷有什么动作，无论是修缮什么工程啊，加税啊，都是各级官员大捞的最好机会，除此之外徭役，征派都可捞钱。总之所有办公之事都要和捞钱联系起来，没钱可捞的活自然没人干。

越南这个地方，又正是雨季，要说大规模起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没这条件，但是逃亡却也更加方便，而用脚投票也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尤其是国界两边的百姓，多少年来往来哪有什么问题。

越南这地方，坏就坏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