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就是非常原始的亲族。

亲族这玩意，看起来团结的很，但如果真散了架，却是会下手最狠，原因很简单，做你的亲戚，原本不是我的选择，而是天生的。

今天跑来我家吃一顿，我忍忍就过去了，但是内心减了一分。

明天过来拿走了什么，我撇撇嘴，你虽然骂我为什么不赶紧买新电视，把这个才买了一年的电视送给你，真小气，我忍忍，内心再减了两分。

亲戚之间，是一个一开始打分很高，但越是到后面，分数就会降低，无论是小孩子打碎了你珍贵的纪念品，还是某个远亲拿走了什么东西，必然会有人用八字真言对你进行攻击：大过年的、人都死了、来都来了、都不容易、还是孩子、岁数大了、为了你好、习惯就好，你稍微有点不同意，各种恶毒的帽子也就来了。

而亲戚之间，互相知根知底，一旦爆发起冲突来，往往没有转圜余地。

这也是为什么，历来王朝王族内战，都是极其惨烈而可怕的存在。

郑家也是如此。

本身为此家族分配不均的凝聚点，就在于，我们把南边的阮家灭了，阮家的地盘财产不就可以分了吗，所以，大侄子，努力吧，忍耐一下，等将来公司上市了，就给你涨工资。

如果打工的时候，遇到这种人，立刻辞职，简直不要有任何犹豫。

所以亲戚亲族往往一开始办事还好，越到了后期，积累的问题，就好像那个减分项目一样，一开始看你是亲戚我忍耐下，到了分数为0，基本上就开始开片了。

李达康没想到的是，木容山为他留下了一个太好的开局，郑家的一个娃娃的效果居然如此之好，只要打着他的旗号，基本上是望风而定，只有在河内城当初跑路的一部分人，才勉勉强强对抗一下大军，但是哪里是我们对手呢。

事实上，有着毛瑟枪武装的部队，根本不需要大规模的运动，越是到后来，“连珠枪来啦”的喊声一起，利马就开始跑路，追都追不上，这看似荒谬，却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特点，也就是支点不足。

汉代时候，中央军有着武器和训练的优势，董卓手里的甲胄质量，甚至打到三国末期都是极佳，而大汉朝的体制下，就是皇帝-中央军-州牧-地方豪强-平民的等级制，这样的层层压制，哪怕平民稍微有所不满，他要面对的是吃饱喝足手里有刀子的豪强，几乎无法翻身。

而到了所谓大唐时代，士族崛起，甚至到了订立姓氏等级的时候，李唐家族的等级只能是第二等，而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自然是百般想办法，最后弄出个科举制度，当然了，绝大部分的官员还是贵族补缺，甚至皇族内部都不信任。

最后，军权全都给了安禄山以及其他外族人，因为不怕他们篡权啊。

而到了“我大送”时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上的士族已经被杀的差不多了，情况就变成了，皇权-官僚-地主-百姓，而官僚和地主出现了合流现象，逐渐的变成一体后，情况就变成了，皇权-地主官僚-百姓，那么，原本可以用地主抵挡农民起义的制度，却让官僚要直接面临。

这样的话，就起不到这种缓冲作用。

对于官僚们来说，掌握行政权，那么为什么要为此耗费自己的力量？要么行贿盗匪和造反者，只要不在他的地盘闹就用酒肉送走，甚至将破产者纳入禁军养起来。

这种制度从一开始就带着亡国灭种的基因，不是没有原因的。

李达康自然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每日接待的人中，一半是来自广东和福建渴望发一笔财的小人物，一半是越南本地的聪明人，他发现，比起那些脑子有些问题的家伙，聪明人们虽然也贪一些，但是起码可以沟通，同时，广东省和广南省（原越南）在经济上居然非常互补。

这很惊人，也足够有趣，李达康想起之前见过的广东朋友，随手就写了张纸条，希望在广东的同志散布一些吃越南香蕉可以以形补形壮阳的传闻，虽然广东本身就产香蕉，但是这个南中国最佳的出海口还是做好自己改革的桥头堡，以及工业的开发地的好，至于种植业这玩意，还是交给其他省份的人吧。

当然了，对于越南本地人，李达康绝无什么歧视和偏见，即使有，也在政策上不会做什么，郑氏族人占据的土地，是对所有人敞开的，而那些种植园，也给广南本地人开放了不少。

而且，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被下了订单，在未来，长老们不愁这些农产品的消耗，从他们拼命增殖人口的方面考量，对于农产品是有考虑的。

虽然不是没有反抗者，但在来来往往一起努力之下，还是完美达成了压制目的。

接下来就是办学校，帝都送过来三十名面色发白的后生，几乎都刚成年或者接近成年，事实上到地方后，先是病恹恹的在屋子里躺了好几天，好在营养跟得上，才没有出现减员的情况。

开办学校自然是很重要，历史上法国人对于开发越南有着不小的热情，拿破仑三世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越南开发好了，那就可以对周边进行辐射，好处大大滴，可惜他看自己身边的普鲁士就看走了眼，最后被普鲁士一波带走，也不冤枉。

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着独有的优势。

学习班最开始并不教授文字，而是种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