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由于“人丁税”的事实存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多有隐瞒实际丁口的陋习。

唐朝中后期实行的两税法，将原有的人丁税“租庸调”并入了财产税，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改革人丁税的先河。

两税法的实施，是在社会贫富差距变得较大的情况下，增大实际纳税面，保障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举措。虽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挽救政府收入窘迫的困境，但其客观上减轻了少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并使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开始变得松弛，从此，人丁税在国家税收中渐渐不再居于主要地位。

但是，随着唐末军阀混战，军费徒增，至五代时，各个割据政权均在其辖区内加征“身丁钱”。

大周朝立国之后，各地仍延旧制征收。其男子二十成丁，六十为老，在此年龄范围内不分主、客户均须负担。各地税制也各不相同，如洺州每丁纳钱六百九十五文，磁州五百九十四文，成为百姓的一项额外苛赋。

地方官想多捞钱，老百姓不堪重负，很自然的也就选择了瞒报人口。

李中易也不知道民间究竟隐瞒了几成人口，只是从来往的商户以及各地的线报那里，间接的知道，各地民间人口的瞒报率，大约都在五成左右。

由此计算下来，整个大周的人口，总计也不过四千多万而已。

以区区四千万人，若是养活三十万甚为消耗钱粮的精兵，民间的负担显然过重。

归根到底，契丹国的疆域太过于庞大，又是迁移流动性极强的马上民族，其全国真正动员起来，带甲百万绝对不是梦。

将来，李中易的手头若是没有二十万以上的精锐兵马，很难将契丹主力合围，并一举灭国。

道理其实是明摆着的，李中易即使带兵二十万北伐，国内也至少需要十万兵马留守，以震慑宵小之徒。

基于长远的战略性考虑，李中易很早就定下了彻底征服高丽国的计划，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利用高丽国的所谓三千里锦绣河山，帮他养活十万精兵。

浩浩荡荡的船队，按照参议司事先的计划，顺利的抵达了江华湾偏北的新罗村。

充当先锋的刘贺扬部，按照参议司制订的作战计划率先抢滩登岸，并迅速的展开了战斗队形，以防不测。

有了刘贺扬所部的列阵防卫，整个李家军的大部队，开始有条不紊的下船。

根据船形的大小不同，每条船上大致装载了一个至三个都的将士，等船靠岸后，这些成建制的部队，便按照规定的方位，严密列阵于刘贺扬部的侧翼。

李中易手持单筒望远镜，就站在舷窗前边，默默的注视着部下们鱼贯登岸的身影。

如此庞大的部队，却井然有序的登陆，这离不开各个分参议司大量而又细致的事前工作。

依照事前的布置和演练，除了总参议司必要的值班人员之外，包括军法司以及各个分参议司的人员在内，全都被安排到了每条大船之上，他们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联络重任。

当初，李中易乘船偷袭榆关的时候，尽管总参议司制订了详细的登陆计划，却因为两栖作战的经验不足，计划没有变化快，导致了各种意外不到的状况层出不穷，甚至因为各船之间的互相争抢，出现了船翻人亡的悲剧事故。

李家军两栖登陆作战，算上这一次登上高丽半岛，总共有六次，前五次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翻船死人的大事故。

倒是此番登陆，由于参议司总结了经验教训，至今，尚未出现翻船的事故。

李中易满意的点了点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规律，才是常胜不败的硬道理。

由于讨伐的队伍太过庞大，从刘贺扬的先锋军登岸开始，一直到战马全部卸到岸上，整个登陆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夜深人静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将士们，都已酣然入睡。

身为参议司目前最高将领的杨无双，却留在中军大帐之中，向李中易详细的禀报登陆过程中的各种情况。

杨无双的情绪颇有些低落，他难过的说：“都是我思虑不周，没有想到大船靠岸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浪，导致跳板上的十几个士兵落水，淹死的还都是二年以上的老兵。”

李中易沉默半晌，重重的叹息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难免阵上亡，慈难掌兵啊。中和，务必厚恤其家小。”

杨无双点点头，情绪依然十分的低落，若是两军对阵，牺牲在所难免，那倒也罢了。

只是，十几个原本鲜活的老兵，却在登岸即将成功之时，落了水白白的淹死，这血的教训实在是惨痛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