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桃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山林簇拥的桃河岸边有一座卓尼官寨,张献忠眼下就藏在这。
卓尼官寨的土司姓杨,这是大明武宗皇帝赐下的姓氏,原本只是桃州诸多番部中的首领之一,在神宗皇帝时得了统领林中生番的口谕,成为桃州两岸诸番的无冕之王。
这一代土司叫杨国龙,非常年轻,天启末年才承袭职位,在朝廷那边,杨国龙是个非常平凡,平凡到有些废物的土司;但是对其辖地三万番民而言,杨国龙是可以比肩其祖的伟大土司。
身处这个时代本身就一种巨大的不幸,杨国龙承袭父职继位土司至今不过九年,九年的时间里他遇到比许多祖先一辈子还多的问题。
继位之初,陕西的旱灾酿成声势浩大的起义,王大梁兵败之后,败兵和破产农民涌入土司领地;紧随其后刘承宗入主河湟,与朝廷连年交战。
汉人涌入桃河两岸,一方面给土司带来难以管理的难题,另一方面也给番民带来山外面的技术与思想,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能轻而易举给土司领地带来变革。
杨国龙的祖先在元朝拜见萨迦派格西时曾以「遇见洪峰」比喻所处形势,此时此刻对杨国龙来说,也一样见到了自高山之上滚滚崩腾而来的洪峰。
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个四方兵马如洪流激荡的混乱年代,天下大势的走向变化,杨国龙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以土司之力阻挡洪流只会粉身碎骨,唯有跻身其间顺应潮流的土司才能繁荣昌盛。
但大道理谁都明白,谁又能看出哪个是洪流,哪个是逆流?
因此他决心等待尘埃落定,趁大明内乱无暇顾及边务,对外守土自保阳奉阴违、对内征服异己兼并弱邻,在桃州这块地盘上演了一出好戏。
对于逃到桃州的破产农民和汉人叛军,杨国龙来者不拒,拨划荒地给他们开垦耕种,不用交税纳粮,但得给为土司衙门做买卖、当老师和提供兵役,使桃州汉人在短短数年之间占据了卓尼土司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河湟大战那年,朝廷的调令刚到桃州,杨国龙便大张旗鼓地动员兵马,但直到元帅府击退五镇联军,率军威胁兰州拆了西固城,他都没把兵带出桃州。
从那时起,借着山高皇帝远、桃州基础设施差、道路难行的地利,杨国龙从来不在元帅府与大明朝廷之间选边站,每一次陕西征召他动员军队,他就借着朝廷征兵为借口,向周围的部落、土长官大肆购买兵马田地,动员兵马。
但动员之后军队永远都走不出桃河。
在那时候,卓尼土司领的土地政策还是三种,分别为兵马田、衙门田、香火田。
其中耕种兵马田的属民粮税并不高,以户为单位,每年每户交粮一斗、草一车,每个村庄上交生猪一头,但每户都要承担兵役。
衙门田分为两种,一种分给属民,纳粮也是一样比例,要承担土司衙门的劳役和杂役,但不承担兵役。另一种赐给土司宗亲或头人,属于小封建主,各自收各自的税。
香火田则是寺院的私产
凭借购买兵马田、联姻、出兵、战争等手段,卓尼土司的地盘越来越大、土司兵越来越多,可他们不是在修路、就是在架桥,后来又修了水洞、城垣、隘口、堤岸,翻新杨国龙爷爷杨臻修的卓尼围城。
直到今年战乱再起,着泥寨的土兵实在是修无可修,又修了一座格萨尔王殿,里边供奉的塑像是关老爷,属于是卓尼土司领汉藏结合的新建筑流派。
他的领地向西,与元帅府在八角城的陈土司隔山相望;向东一直顶到岷州卫;北方跟元帅府的临桃旅驻军隔山相持;东南则直接与松潘的土长官领地接壤。
但地盘扩大又不可避免地让杨土司领地遭受更大的冲
击。
首先是宗教上,他们信奉了几百年萨迦派,但康宁府的动乱让断断续续的僧人翻过雪山草地避至桃州。
这本身对杨土司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尽管各个派别的传播给土司统治带来巨大隐患,各路头人也因皈依不同派别而明争暗斗,大量土地与财富要与寺院分享……但僧人,意味着知识。
僧人不仅仅意味着经学,还意味着文字、凋版印刷、医学、制药、天文、律法。
对整个土司领地来说,数百年来,知识是最为宝贵的东西,为此整个土司领地付出着难以想象的代价。
从纸张开始,要让人识字就要有纸张,卓尼领地纸张紧缺,长期以来都是从临桃、陇西、秦安等地购买,印刷一本书就需要付出大量代价。
而维持寺庙更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别看寺庙占据财富,单就寺庙修建所需的金顶与佛像,都需要大量的铜,卓尼领地既不产铜、也不掌握冶炼技术,领地的西部、南部、东部又是群山没有道路。
每一座寺庙的铜顶、佛像,都要从张家口外的和尚庙购买,再一路运回来。
为了知识,承受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数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可是到杨国龙这代,卓尼领地出现了个小问题,他的领地里有几千个汉人,都是陕西造反的或兰州避难的出身,在桃河两岸有了田地,形成四个集镇、建立十四个村庄。
过去也时常有躲避官府赋税徭役的汉人跑进山里当土人,但那都是形单影只,进了山里入乡随俗也就成了土人,充其量是个掌握技能多一点的匠人,不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这次他们成群结队,有的甚至举族入山,形成村庄就不一样了。
几乎在村庄形成的第一天,纸坊、砖窑、煤窑、木工坊、铁匠铺、医馆、印书堂这些东西就全冒出来了,家家户户男耕女织,源源不断地出产铜器、铁器、木器、陶器、农具,纸张、书卷、纺织物甚至衣物和兵器。Z.br>
还有个秀才鼓动他出资办了一家土司官学。
僧人能提供的知识一下子就不宝贵了,反倒是他们占据的财富、土地和人口是那么刺眼!
这个时候,杨国龙只是对寺院存在的意义感到怀疑,但至少供养僧人还有点宗教方面扬名显誉,以此来扩大政治影响的意义,因此他没有下定决心,毕竟是几百年的老传统,也不一定就非要在他这儿断了。
就像只有等待洪流激荡,才能认出谁是真龙天子一样,杨国龙对寺庙的看法也是一样,只有等待才能分辨真知灼见的真经掌握在谁的手里。
然后各个教派的外援就都没了,去乌斯藏朝拜的僧人再也没回来过,想要追随他们脚步的僧人发现进藏的道路被截断了,是全方位地被截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