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摇了摇头，满脸沉重的说道：“其实公司现在的管理机制，也是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中原千百年来的封建政治结构，但是想要改变这一切，代价也非常大，毕竟治乱兴衰交替，往往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

强化基层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广大底层百姓的支持，最大程度的维持社会的稳定。可如此一来，却依然逃不开人治社会的管理结构。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无优劣之分，只有根据时代不同，形势所迫，来选择具体的政策。

如今中原正是百业待兴之时，人人希望太平，没有懒惰贪婪之心，我们远东实行人治政府，优点是办事效率高，可以免除复杂的不必要的程序和种种干扰，集中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搞大规模的建设事业，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高速发展。

而且人治社会也是一个高回报地政治体制，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不受种种制约，领导阶层拥有着绝对的权力，可以充分挖掘人地主观能动性。尤其是我们的发展初期，在我们远东公司的领导下，短时间内整个社会都会呈现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新气象。

我们远东的基层管理干部大都是流民出身，普遍想法单纯简单，只为求得太平安宁，吃饱穿暖。如果我们让中原底层的贫苦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也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努力地进行生产发展。

等我们这一代人逐渐死去，社会也会逐渐稳定，人们地衣食住行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势必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可是上层社会的荣华富贵是任何人都梦寐以求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稳定，长期的人治社会必然导致统治阶层地腐化。

所以一旦天下承平日久，人民的生活优裕，追求精神上的安乐，骄奢淫逸的享受时，就应该转入法治国家体系，这样可以限制官僚集团的无限权利，使人情不能骄纵，以杜绝腐化堕落行为。可是从人治社会转入法治社会谈何容易，但是如果不转变，我们这一代人必将死不瞑目。”

宋涛听了李明的这一番话，脸色也不由得凝重了起来。他当然不傻，也知道这个道理，毕竟大家都是从现代社会过来的，深知其中的道理。

现代社会的中国，正值国家的发展阶段，因为发展速度太快，各种弊端也都自然而然的纷纷涌现，甚至金钱替代了理想，成了社会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道德与良心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惨淡地被有良知的人保留在心里，**最终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温床。人们做事情地一切目的也就为了金钱。但是国家想要告诉发展，就必然要承受这些代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