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个学派之外,还有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那就是经世致用实学!
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高拱,郭朴,杨博,王崇古等等,就连张居正也更多的倾向实学。这一派的人物多数信奉法家,讲究现实和功利,他们一般不参与辩论,可是每一个人都十分有主意,看不上那些夸夸其谈的心学士子,当然也看不上榆木脑壳儿的理学笨蛋。
这就是眼下大明三大主流学派的情况,只是随着“唐学”的出现,势必会造成强烈的洗牌效应。
首先震动最大的自然是心学,唐毅以严谨的逻辑,详实的说理和考证,从经济的视角,解读了东南的情况,不但告诉了大家东南发生了什么,也告诉大家,该如何应对东南的局面。
工商发展,金融繁荣乃是时代必然,不会因为闭上了眼睛,堵上了耳朵,不闻不问,就消失了。也不应该盲目欢喜,膜拜推崇。
真正的态度是求真务实,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去研究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方略。
东南遇到的问题症结就在于受到轻徭薄赋思想指导,朝廷十分弱小,能调用的人力和财力有限,官员思想陈旧,庸碌无能,没有办法应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
核心的核心,是财政!
增加财政的办法就是工商税收……
虽然从不纳税到纳税,很多人未必能很快接受,可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唐学是有着强大说服能力的。
而且唐毅也不止提到了税负,《国富论》和《货币通论》这两本书,一个着眼发展生产,一个把货币的本质,还有历代的财政措施都揭示出来,那些被钱庄票号的老板视作不传之秘的宝贝经验,被唐毅堂而皇之公诸于众。还把其中的逻辑写的清清楚楚,不说别的,每一个晋商的案头,都要放上一本,没事儿的时候,就捧着研读,如痴如醉。
唐学的出现,赋予了心学一个强大的武器,使得心学从空谈心性解脱出来,变得能够应付和改造社会。
心学也不用担心唐学背叛心学,因为唐毅的研究都是从人的本性,本心出发,以人为本,正好合乎心学的理念,接受起来非常容易。
除了心学之外,还有一群人,对唐学更有兴趣,甚至他们的领悟还在心学门人之上,这伙人就是经世实学。
就拿高拱来说,《国富论》出现之后,他最初没当回事,只是听说是唐毅写的,才买了一本放在桌案上。
足足放了五天,连一页都没看。
有一次去杨博的值房办事,见老杨博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高拱这才想起了《国富论》。
回家之后,高拱彻夜通读,熬得眼睛通红,等到《赋税论》和《货币通论》出来之后,高拱第一时间就跑到了书坊,亲自排队。
等到三本书读完,高拱长叹一声,“从此老夫归于唐门矣!”
能让高胡子真心叹服,唐毅要是知道了,只怕要暗爽好久。
高拱看不惯理学,也看不惯心学,他认为这两者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那高大人开出了什么方子呢?
四个字:执经达权!
经与纬相对,本来是织布的纵线,又引申为“常”,常行不变,有些类似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等等理念,至于权,有指“锤”,也就是秤砣,称东西的时候,秤杆不变,秤砣来回移动,“权”就有了变的意思。
高拱的主张就很明白了,通权达变,与时俱进,时移世变,本质就是改革变法。
只是高拱这一套东西有个致命的问题,他把变法仅仅视作手段,该如何“权衡”完全操纵在上位者的手里,他高拱上台,就可以变法,换一个保守的人,或者皇帝想法改变了,变法就停了。他的经权论,和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其相似,只怕也逃不出人亡政息的怪圈。
这也是高拱最苦恼的地方。
唐学却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知行合一,求真务实,这一套方针之下,改革就变成了上位者必须奉行的义务,至于改革的成效,也不是上面评价,而是交给了老百姓。
有了民意强大支撑,好的法令,谁能轻易否定?不好的法令,又如何推得下去?
难怪高拱要拜服,从此之后,唐学要一统天下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