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田康哉一行人在与中国政府关于租界谈判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收复中国海关，这个消息很快让内田康哉等人感到事态不嘛，海关恢复之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将出现极大的逆转，再也不是日本人想卖什么了。以前海关在四国银行手中，日本只需要和其他列强分赃向中国倾销多少就行，现在日本需要考虑中国政府的态度，而恰恰中国政府此时是由王茂如掌权。民族主义分子王茂如尽管日本有战舰，有大炮，可是统一之后的中国不是日本想打就能打的。

甲午年间，日本可以依靠中国的特殊情况，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国内民族凝聚力如一盘散沙这个缺点打赢战争，但是现在是多数民族成为政府主导，再打一仗？政治家出身的内田康哉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战争，这是灭国之战啊。

中国部分开放海关之后，唯独对日本商业贸易没有开放，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胃口太好张嘴太大，想要一口将租界全部收复，并以贸易作为威胁手段。同时，中国也没有准备好跟日本撕破脸的准备，只是趁着日本如今流感爆发，趁机来一记狠狠的左勾拳而已。此时日本政府的掌权者还不是日本军方，而是政友会也就是由党派来执政，他们承受了军方保守派巨大的压力。摄政王裕仁就在左右平衡军方和政党的关系中逐渐执掌大权，前一次归还中国汉口日租界。裕仁承受了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甚至有国民扬言...推荐裕仁的弟弟雍仁的风波，而政友会等政党的态度暧昧两可。对于谁做天皇，政党倒是并不介意，只要能够维持政党党政就可以。于是支持裕仁的军方就得到了摄政王的更多支持，在这背后，政友会出身的政府官员包括内田康哉在内的代理总理实际上承受的压力极大。

为了能够在谈判之中破冰，王茂如向内田康哉提出了一个关于归还租界的建议，说不如我们分次来归还。中日政府之间以十年为期限，初步计划是十二年内分别归还中国重庆日租界（民国十二年），苏州日租界（民国十四年）。杭州日租界（民国十六年），天津日租界（民国十八年），青岛（民国二十年），大连旅顺（民国二十二年）。台湾（民国二十四年）。

王茂如对内田说道：“中日之间不过是一个面子的问题。日本不给中国面子，中国没法向国民交代，也无法彻底对日本商业打开怀抱，开放海关。中国不给日本面子，日本政府将会承受军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如果我们各退一步，把问题延后，岂不是两全其美的方法吗？十二年之约，即打开了双方的市场。又让双方都吓得了台阶。”

王茂如的建议原本内田是不予考虑的，王茂如不单单伸手青岛。胃口更大地向日本索要台湾了，岂有此理——但是内田自己也知道，这次打开中国市场，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他已经做好了丧失四处租界的准备了。忽然王茂如提出逐次归还，也给了他一个重要的启迪，如果能够哄骗中国政府打开日本市场，并且以最小的代价，何不如此呢？

于是内田康哉对王茂如的回应是二十年为限，日本在民国十二年至民国三十二年之中逐次归还，为了表示诚意，日本首先归还中国重庆日租界和苏州日租界，即今年就可以将两处租界的行政权，执法权和税收权交予中国政府，三年后即民国十五年，将归还中国杭州日租界，民国十八年归还中国天津日租界，民国二十五年归还青岛，民国三十年归还大连旅顺，民国三十二年归还台湾。

王茂如顿时明白了内田康哉的意思，内田康哉是准备以最小的损失，等日本恢复国力再撕毁中日的租界归还约定，二十年后，二十年后内田康哉早就作古了，到时候日本政府可以立即撕毁条约坚决不还。王茂如心中算计起来，如今日中之间尽管国力相差不多，然而日本国民少，土地狭小，将所有资金都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之中来，其投入力度和发展速度是中国的八倍。而中国人口众多土地广袤，发展起来尽管数量可能三两年就超过日本，但多数用在基础建设上，中日之间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中国想要和日本减小差距，必须牺牲一样东西，那就是民主。必须采用计划经济和集体生产的方式来简单粗暴地增加gdp，苏俄的集体生产制度尽管有其违背历史必然规律的弊端，可是它在基础建设之中的作用无需置疑。而对于中国这种自古以来集权式的国家，更是习惯了集体主义制度。

王茂如已经下定决心，以计划经济方式发展基础、发展重工业、发展军工、发展化工业，以自由经济的方式发展轻工业、发展金融贸易、发展民间贸易，他一定要让中国在他的有生之年追上日本，并且超过日本。

既然内田康哉已经做出让步了，那么谈判还是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这不妨碍王茂如的国家发展计划，十二年或者二十年，都只是一个借口，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