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三个概念，其实在史学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这些混乱也给了疑史派反击的机会，有人就主张应该只利用地下材料研究上古史，不要用一些压根不能证明真伪的所谓“文献”，来对考古穿凿附会，而且对于迷信文献，滥用文献的中国学者进行批判，认为其不但背离了西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了中国的考古资料。

不过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这一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不容置疑之真理。

因此经过这么多年的争吵后，好歹已经把基本矛盾，也就是争论的关键重点，总算归纳得相对集中而清晰了，那就是现有有关夏代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对历史文献产生有力佐证这一点上来。

因此即使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过于相信中国文献的夏含夷，根据西方确定的比较窄的历史定义——非文字资料不信史的说法，夏朝的存在的确需要商榷。

比如说《禹贡》，《尧典》，到底是不是夏代的文字资料？现在学界已经证明了并不是，所以《尚书》就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

而西方认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然而甲骨文上并没有证明。

但是信史派很快就迎来了能够让自己欢欣鼓舞的事件，那就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

最关键的是，甲骨文中发现了诸王世系，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的诸王世系记录完全一致！

这次重大发现，立刻让《史记》的信史浓度大增，进而引出了人们对《史记·夏本纪》的思考——既然《殷本纪》都被证明了却为信史，那同列于一本史书里的《夏本纪》呢？

而目前涉及到“夏”的上古文物，却都出自周代，包括了叔夷钟，这是公元前550年前后的青铜器，里面有叙述“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其次是秦公簋，其中有“鼐宅禹责（绩）”四个字。

虽然中间隔着一个商代，但是至少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对大禹治水之事确信不疑了。

这些证据虽然开启了考古界重新进行夏文化探索的课题，但是同样不是确证，因此事情就依然存在于一种迷思当中，最终大家还是不得不承认，只有能证明确定无疑的，出自于夏史同期资料，才能让“夏”成为信史。

这个证据，最终还是只能落实在文物之上。

但是周至提出关于文明的新定义，让敏感人士立刻发现了其中的价值，为突破这道迷思找到了一条新的思路。

那就是这个确实的证据，不一定非得是文字，文物，它还可以是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大型遗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