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文明分野，以及文明与国家关系，再到重新定义黄河流域大型文明遗址属性，再到改换逻辑思路，以与史籍高度契合之文明为“夏”，等待反对者列证推翻，这本来是一篇偌大题目。

不过既然是头脑风暴，那说话就可以不大负责任，不需要严密的推证，也不需要估计学术影响，更无需把所有的话都讲完。

只需要抛出想法，思路，甚至思路都说不上，给个思考方向都可以。

具体的内容，自然会有觉得可以接受的大佬去推证，去挖掘，去详述，这方面部里的人才那是车载斗量。

不过周至还是努力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他心目中虽然华夏一族从来都是重史料胜过重史证，但是自从宋代金石一门学问开辟以来，以文物证史料的工作就没有再断绝过。

所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本身就不能说完全吸收自西方，东方史学家们早在千多年前就开始着手，这个方法论，怎么说都比西方早了上千年。

对于只重考古证据不重史料研究这一条，周至本身也不以为然，周至的观点是除了那些完全属于传说，彻底违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那些历史资料，比如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嫦娥偷了后羿灵药飞升到月亮之上的那些外，别的资料在没法彻底推翻之前，不妨姑认为实。

甚至就算是天上有十个太阳这个说法，不也是被现代天文知识证明其为非后，方才变得不可行的吗？

同理的还有西方的地心说，曾经的伽利略布鲁诺，什么下场？

因此周至的观点里，对于可证可求的疑问，应当先置其非，再证其是；而对于并没有额外考古证据的史料，只要不是违背常识常理的那种，却不妨先置其是，再证其非。

道理很简单，除了史料再也找不到其它的考古证据，你再把史料给预设成非，那不就成了直接否定一切了？那华夏诸多史料前人都白写了？都需要等到考古证据出来之后才开始认真研究？

西方考古有这样的思潮不奇怪，那是因为他们的文明历经多次断代，文字和历史书籍出现得本来就很晚很晚，因此他们就算想要研究史料，也无从研究起，手里的一大堆资料，是文艺复兴前的还是文艺复兴后的都等着商榷呢。

而东方史的资料却很早，而且一直有专业人才记录修造，史官被各朝历代授予极高的地位，史书也是历朝官方机构收集整理出来的，其价值也和西方世界的那些“爱好者作品”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而他们的操守，坚持，和对历史事实的认真负责，一直就是华夏文化史上不绝于书正面褒扬的优秀传统。

因此东方史的可信度，本身就要高出西方史太多太多，他们不认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不行，难道我们非得好的不学学坏的？就没这道理嘛！

聊到现在，刘部长终于明白了周至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真正区别，这货是真正的民族自信，认为在文化方面华夏文明堪称一枝独秀，压根不屑于西方证史的那一套方法。

但是抛开立场只谈是非对错，周至的方法论也的确有道理。

而部里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也就有了，那就是在学界营造出一种畅所欲言，抛开立场，只谈是非对错的良性氛围。

“不错不错。”听完周至的阐述之后，刘部长点头道：“确实给了我不少的启发，这个问题咱们暂时先谈到这儿，接下来我想再听你讲述一下文化遗产这件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