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把唐人交给他的那份新约，带回了宫中，嘉庆不敢不从。比起乾隆，嘉庆从根本上就缺乏作为一个英武皇帝的素质，他志大才疏，又优柔寡断，在顺境的时候过于骄傲，而在逆境的时候又容易服软。当看到自己的皇位可能出现动摇时，嘉庆丧失了其他任何抵抗的念头，乖乖的同意了唐人的要求。

两国没有签订一个具体善后的条约，实际上大唐提出的三个条件，分别是用不同方式来完成实现的。第一个条件仅限于口头，不落于纸面，当然其实这一条也是最没有什么用的。遭了这次无妄之灾，嘉庆和清廷也不可能继续在青州案之上纠缠唐人了。大唐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是清国可以随便拿捏的对象。

第二个条件则是通过“两军合作”来完成的，这自然也是签约，不过是单独的双方联合演习的备忘录和兵部-国防部之间的联络和财务转移。

最后一个也就是修约，耗时也最长，虽然基本上清廷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要通过条约，还是要逐条审议，最终签订大约也要一个多月以后了。当然从嘉庆点头的时刻起，全国扣押的移民都要如数释放，并且礼送上大唐的移民船。

谢金武率领的大唐陆军第一旅也没有那么快的从京师外围撤出，这是来自于白南的交待，他需要给清廷一定的压力，防止他们在进行任何决定之前变卦。

这场名为演习实为战争的冲突，时间短，烈度也不算高，不过却暴露出了清军许多的问题。禁卫军指挥僵化、行动迟钝，遭到重挫之后便无丝毫再战之力。第二镇被击溃以后，剩余的两个镇居然不敢在城外继续与唐军纠缠，直接入城不打了。

更让人窝火的还有华北新军的部队，这些人马虽然在武器装备上逊于禁卫军，但也是嘉庆寄予厚望的，前后华北新军只有少量的部队跟唐军发生交火，都是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自己主动撤出了战斗。而且多次发生明明唐军就在眼前，避而不击的现象。到禁卫军惨败，华北新军甚至停止了行动的脚步，就在外围看着唐军揍禁卫军，连个帮忙介入的打算都没有。

这些因素也最终造成了嘉庆在京畿驻有十万兵马，却没有打过只有一万人的大唐陆军第一旅的情况。清军从上到下，作战消极，没有进取心，而且一遭到挫折就发生崩溃，让清廷大为尴尬。

战后，占据兵部尚书位置多年，甚至有希望再进一步成为殿阁学士的福康安，最终迫于压力引咎辞职。尽管嘉庆怜福康安其才，但是在这次的冲突中，福康安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而且禁卫军和新军的不堪用，也使他难逃其责，最终不得不选择引咎辞职。

接任者同样是一个满人，朝中堪用的满人大臣本来就不多了，这次拉过来顶缸的是庆桂，镶黄旗人士，京城事变的时候恰在外任职，逃过一劫。新政之后也有一些表现，曾任西北军区的司令，军衔中将，不久前刚刚提为上将，本就有用他替代福康安的打算。不过那时候的替代是福康安升迁，庆桂补位，现在福康安直接退了下来，就由庆桂接替了。

嘉庆在这次的事件之后变得异常沉默，甚至多次的内阁会议都没有参加，嘉庆变得深居简出，也没有再发表什么自己的看法。不清楚他究竟是心灰意冷，还是刻意保持低调，以免再度触怒唐人。

清禁卫军司令德楞泰在战后开始重整禁卫军，不过也仅限于在组织上重整。原本被唐军俘虏的禁卫军士兵也被放了回来，虽然第二镇损失严重，不过最起码德楞泰还能留住第二镇的一个架子。令德楞泰觉得麻烦的是，在冲突中清军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尤其是损失了上百门珍贵的野战炮，这些火炮都是每门上千唐元购买来的，一战下来相当于打没了几十万元。

缴获的清军武器唐军自然不可能重新交还给清军，虽然他们自己用也不可能，不过收集起来便宜发卖到别的国家去，也是不错的生财之道。而且没了这些枪炮，清廷势必还要再购买，那时候大唐的军火商又可以再从清廷身上赚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