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一职，出现在秦，设立本意就是监察官，到了西汉，有十三刺史部，刺史作为皇帝的鹰犬，监察地方行政。

但经过数百年演变，刺史由监察官变成了地方官，同样，唐代的监察使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变成了第一级的地方官：节度使。

监察者变成原来的监察对象，这是历史的循环，意味着这一现象是必然趋势，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而唐代的节度使出现后，慢慢集权，治军、治民、收税、人事都渐渐集中在节度使手中。

后果，杨济不用说，宇文温也知道。

那么，为什么李唐的节度使会做大呢？

很简单，外因是李唐幅员辽阔，开边战事频繁，又要防备边疆强敌，所以边疆节度使需要集权，以便随机应变，和契丹、突厥、回鹘等边境势力打交道。

那么朝廷为了提高效率，必然就要放权，以便提高节度使的办事效率。

这是必然的结果，否则边疆节度使遇事不得独断，事事都要请示中枢，不但贻误军机，也失去了节度的意义：朝廷派你到地方，就是要现场办公、做决定，你现在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朝廷，那朝廷要你何用？

所以，对于中枢来说，想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想要边疆大吏高效处理军务、政务，那就得放权，代价就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边疆大吏必然集权，接着尾大不掉。

如果，节度使定期更换，定期回中央任职，并且不能同时兼任几个节度使职务，这一趋势可以缓解，却无法逆转，因为越往后，出问题的概率就越大。

只要中枢出了幺蛾子，节度使失控是必然。

为什么中枢会出幺蛾子？因为皇帝也会犯错。

开元盛世前期，得天子宠幸、兼任数个节度使职务的王忠嗣，是皇帝李隆基的养子，自幼长于皇宫，深得信任，却因为奸相李林甫作梗，污其试图和太子发动宫变，被本来就猜忌太子的李隆基疏远，最后郁郁而终。

李隆基觉得从小养大的养子王忠嗣靠不住，但却对胡人安禄山青睐有加，毕竟这位胖胖的，憨憨的，一看就是好人不是？

后果么。。。

“陛下，微臣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是想建言....”

“够了！”

宇文温摆了摆手，制止杨济说下去。

对方接下来要说的，他明白，但一个臣子说出这种内容，不合适，如果对方奉行明哲保身，就不该说，说了，只会后患无穷。

那么对方想说的是什么？宇文温知道。

陛下英明神武，却不能保证子孙个个如此，到时候出了昏君，驭下失了分寸，导致边疆大吏失控，那么另一种安史之乱，是迟早会发生的。

所以，不如趁着现在将制度建设好，在确保一定行政效率的同时，堵住边疆大吏做大的制度漏洞，日后即便子孙昏了头，有制度限制，好歹不会酿成大祸。

所以，借鉴明代的三使司制度，可行。

这种话，明摆着说皇帝总会有不肖子孙，所以为了防止儿孙败家，赶紧提前做好预防措施，把地方官文武分途的制度建设好，为此，付出财政负担加重的代价也值得。

道理没错，但忠言逆耳，不要说皇帝，就是寻常人家，被别人说自己子孙迟早要败家，大部分人心里都会有芥蒂。

寻常人家，心里有芥蒂大不了少来往，可皇帝对某个臣子有芥蒂，这臣子的前途可就堪忧了。

杨济应该知道这一点，却依旧选择劝谏，宇文温决定还是不让对方说出来。

他不想让杨济落个口实，日后自己老了愈发多疑，便有了猜忌杨济的理由。

天子身处权力巅峰，是一个孤家寡人，好不容易能有个真心朋友，必须珍惜。

“奇怪，朕忽然想起来，确实说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就不是问题’。”宇文温笑起来，又喝了一杯茶，“只是，地方行政机构相互掣肘，必然导致行政效率下降...”

“文武分途若操作不当，变成“文贵武贱”，变成宁可削弱军队战斗力，也要防止武将做大的赵宋范儿，那可如何是好？”

“对此，你有何好建议？”